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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孔庆德:豪情悲愤尽沧桑

更新时间:1970-01-01 08:00:00 作者:

孔庆德简历

些蒙冤的红军将士,他以部队减员严重必须尽快补充兵源为由,将陕川肃反中几百人组成的劳改队悉数纳入了红四军。以戴“罪”之身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了一年多的孔庆德重获新生。“王宏坤收编的劳役队的那几百人,绝大多数都战死了,幸存的寥寥无几。我是其中的一个。”将军拭去眼角的泪水。

 

 

 

 

 

行走:过草地时很多人的脚烂了,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将军的脚大得惊人,我的这双脚一生都没有停歇过,过草地时很多人的脚烂了,烂了也得走,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将军缓缓站立那个瞬间,我们蓦地发现他的那双蒲扇状的大脚大得惊人,脚骨突兀,青筋暴绽,行走起来如豹掌扑地,咚咚作响。他三过草地,几越雪山,“我能活下来,全靠了这双脚。”

    将军有些得意,盯着那双微颤的脚,“当年许多人就是因为走不动了,才倒在了草地里。”1935年初秋,已是红四军10师36团团长的孔庆德率2800余人的疲惫之旅踏进了茫茫草地。脚下危机四伏,不慎踩空,就有可能陷进泥沼,气候暴戾无常,忽而暴雨如注,随后又飞雪漫卷。

    6天时间,他们昼夜兼程,走到草地北边的班佑地区。“许多人的脚都被污水泡烂了,白花花的蛆虫在脚面上爬动。”说到这里,将军的嘴撅了起来,样子要吐,“脚烂了也得走,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试图在这里稍作休息,然而,紧盯着他们行踪的胡宗南部早已在此布网。

    红军仓促应战,带着饥饿和疲劳与敌浴血奋战。孔庆德热血急涌,持枪冲入敌阵。猛地,他身子打了个趔趄,眼前一黑,一股柱状的血流从他胸口喷射而出……卫生队长冒弹雨冲到他身边,用手压住他胸部伤口处,遭到挤压的血流穿过指缝,四处喷溅。卫生队长急忙掏出纱布,猛地塞进伤口。血流止住,他被抬上担架。这一枪是致命的,斜穿肺部,从背后打了出来。这是他第四次挂彩了,长刀、炮弹和子弹在他躯体上都留下无法祛除的疤痕。“没有人相信我会活下来。”孔庆德回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中,他躺在担架上一直昏迷,除了胸部微微起伏显示他一息尚存外,看上去他像个“死人”。

    与红一方面军刚刚会合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又分道扬镳,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几千人马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则奉命南返。张国焘为此鼓动他的麾下:回马四川,直指成都平原,那里有大米吃。

    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感到茫茫草地更加凶险了,草根在从水洼中舀出的浑水中烹煮,缺盐,煮出的野菜汤又苦又涩,直愣愣的草根直刺咽喉。队伍中有人开始浮肿、便秘、头昏无力,病号与日俱增。抬担架的那个面黄肌瘦的士兵突然双腿发软,摇摇欲倒。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伸手抓住他的手,他和那个生命耗尽的士兵一同跌落在地。“把我的马牵过来,我自己骑马走。”他下了命令。在马背上颠簸,他冷汗淋漓,嘴唇被牙齿咬烂。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穿越了草地。

    孔庆德可以趔趄地独自行走了,他把他的马让给伤兵骑。

    他们走出草地来到毛儿盖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那是一片无数次出现在他们梦境中的庄稼地,青绿的玉米尚未成熟,部队以高价买了下来。饥饿至极的士兵拢了些柴禾,点火烧了便狼吞虎咽。不多时,几个士兵紧捂腹部,浑身抽搐,满地打滚。“我忽地意识到事情不妙,奔过去夺掉士兵手中的玉米。”将军沉浸在痛苦的记忆里,洁白的眉毛蹙成一团,“可那时已经没人听从我的劝阻,我不得不朝天开了一枪。”枪声把他们震愣了。很快,他们感到腹部胀痛。

    庄稼地里到处滚动

着呻吟不止的士兵。长时间的饥饿,他们的肠胃薄如白纸,骤然大量进食,几名官兵被胀死。“那情景实在是太惨了,”将军说着流下两行浑浊的老泪,“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将军说罢,久久地沉默。

 

 

自豪:孔庆德带人夺走了日军天皇御赐的大炮

    “为了不惊动敌人,我要求官兵打赤脚,不走道路,穿行田间。我们把日本鬼子气疯了。”

    1939年,孔庆德率冀豫游击支队二团与日军周旋。“一天午后,我借助望远镜观察大杨庄敌人动向,猛地发现半截土围子后面露出一门大炮。”将军仰面沉思道,“我心里一动,决定夜晚把它弄过来!”孔庆德选出30余名精兵强将作为突击队,每人左臂扎一条白布巾,携手榴弹,配一把大刀。“为了不惊动敌人,我要求官兵打赤脚,不走道路,穿行田间。”

    冬夜里寒气袭人。突击队在大杨庄群众的引导下,顺利摸到大炮跟前,一个守炮的鬼子正抱着枪打瞌睡,队员一刀将他劈死。一个突击班拖大炮,另两个突击班扑向旁边鬼子的住房,浇上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点着,顿时火势冲天。

    在突击队员推拉大炮之际,没想到炮膛还装着一发顶膛的炮弹,炮弹“轰”地一声打了出去。惊骇的敌人闻声喊叫着往外冲,被突击队一排手榴弹炸得死伤一片,退缩回去。

    天亮后,日军顺着拉炮的辙印一路追赶。后来又专门派出由2辆坦克、18辆汽车组成的快速搜索部队,跟踪追击,妄图夺回大炮。孔庆德派出部队一面阻击,一面把这门笨重的山炮不断转移。后来,从日军俘虏口中得知:这门大炮是天皇御赐。日军指挥部为此恼火万分,将该部的大队长撤职法办,并下令必须将炮追回。“日本鬼子气疯了,像狼狗一样到处寻找。”将军说,“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提供大炮下落者,赏金不断提高却无人问津。”徐向前亲自观看了大炮,激动之余派人给夺炮勇士们照了一张照片,并在大炮上写上了“八路军在大杨庄战斗缴获日军之山炮”一行大字。

    八路军夺得鬼子的大炮,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隔一年,宁晋县有一勇士冒着生命危险,趁日军疏忽,盗出3发炮弹,献给八路军。这3发炮弹从这门日本天皇御赐的山炮炮膛怒射而去,炸裂在日军群中。

    这门大炮后跟随“刘邓大军”辗转参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革命文物,存放展览于中国军事博物馆。将军卸职后,曾随参观人流悄然来到这门山炮前,他仔细端详,面露微笑。

 

 坚守:因为敢于放言,周总理称我“孔大炮”

    “我那时胆子真大,那个时候谁敢惹他们呀?”指挥修建焦枝铁路,成为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

    1967年,孔庆德作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被造反派批斗。战火淬炼了他一副火暴脾气,敢于“放言”的他被周恩来总理戏称为“孔大炮”。动乱之际,周恩来命令孔庆德:快去,一定把“二汽”搞起来!孔庆德接到命令,带着秘书和警卫员,直奔地处武汉西北方向的十堰。“那时工地上乱哄哄的,没人有心思干活。我给他们开了会,不想干活卷铺盖走人!”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将孔庆德堵在了办公室。孔庆德上下打量他一番,“你来干啥?”那头头脖子一梗:“夺权!”孔庆德笑了:“凭什么?”“我是革命造反派。”孔庆德把手中的茶杯猛蹾在桌上:“革命就要干革命工作,现在全厂职工都在山上架高压输电线,你就上山去抬铁塔,证明你是不是革命的!”

    将军眉毛高挑,“我那时胆子真大,那个时候谁敢惹他们呀?可他们怕我,怕我那副不要命的火暴脾气。”“二汽”的乱摊子被孔庆德治住了。1970年的9月24日,他们造出20辆献礼车,在这年国庆节,簇新的车辆出现在武汉街头的游行队伍中,整个武汉为之沸腾。

 

    孔庆德刚刚为之舒一口气,周恩来总理又紧急召见他。“这次请你来,是要你去指挥修建焦枝铁路。”“修铁路?”孔庆德脱口而出,“总理,修铁路我不会,我只会扒铁路。”战争年代为了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他带领部队扒过不少铁路,惟独修铁路没干过。总理摆摆手,继续交待任务:“焦枝不建成,主席睡不着啊!”“我立刻感到建设焦枝铁路事关重大。”将军说,“焦枝铁路穿越豫鄂两省,跨越黄河、汉水、长江,是一条战备干线。”毛主席认为,万一战争打起来,京广、津沪线被打瘫痪了,南北大动脉就中断了。有了焦枝和枝柳路,就可以抗衡一下,南北交通就不会中断。“当时我斗着胆子立下军令状: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让毛主席睡好觉。”

    孔庆德回到武汉,发动百万军民参与铁路会战。中央要求,铁路要在1970年底,最迟于1971年5月1日前铺轨通行。而在此后不久,中央又提出工期要比原计划提前10个月。孔庆德顿感火烧眉毛,特别是汉水大桥图纸尚未完全出来,无法施工。孔庆德听设计人员说要半年才能完成图纸就急了,“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子?有没有长江大桥的图纸?它的上部结构与汉水大桥的结构是不是一样?”“两座桥的上部结构是一样的。”“从中给我截下一段!”孔庆德的语气不容置疑。设计人员依计讨来长江大桥的图纸,截下其中一段,略加改动,一段大桥的图纸果然在几天后就产生了。

    197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49周年这一天,焦枝沿线大小车站张灯结彩。800公里的焦枝铁路8个月建成,成为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

    1983年10月,孔庆德离开了工作岗位。将军老了。我们的谈话只能断断续续,每说几句话,将军就会显示倦态。将军的老伴陪伴着他,不时提醒我们,不要让将军过分激动,他那衰弱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激动和悲伤了。将军每天都读报。报纸上揭露的一些丑陋现象经常让他激愤。工作人员说,为了将军的身体,我们只能有选择地给他提供一些读物。

    许多精彩的故事都掩埋在将军的记忆里了,我们试图将它全部挖掘出来,可将军有时摇头,有时闭目沉思,个中的原因我们无力探究。它属于了个人的记忆,也许,这里面包裹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悲伤或者其他……(此文感谢广州军区武汉首长服务处的大力支持)

    采访时间:2004年5月12日 采写人:新华社记者王洪山、孙彦新

    1911年出生,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三代后裔。1928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陈调元部。1930年冬,入皖“围剿”红军。营长魏孟贤率部起义,孔庆德随之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排长、第十师三十团团长、独立第十师师长等职。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四旅旅长、第十纵队副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八军军长等。解放后,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本文为孔庆德将军92岁时采访文章)

    将军蹒跚着走向客厅。他已经十分苍老,头发和密长的眉毛霜染一般,而那双见证苦难、浩劫与战争的眼睛,因岁月的沧桑而迷蒙和浑浊了。92岁的老将军孔庆德抚摸着右腕处那块酒盅大的枪伤,“那些死去的人都没能看到今天。”将军眼底浸润着一片苍茫。

    蒙难:张国焘的人让我们去焚烧战友的尸体

    “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

    1931年11月的湖北红安县,躁动和悲壮浸透了这块糙红的土地。红四军与盘踞在红安县城内的国民党军第69师展开激战,红军将士势如破竹,破城而入,生擒国民党军师长赵冠英。

    稠密的雾霭中,红军将士正忙着打扫战场。孔庆德的眼皮像突被火灼一般剧烈颤动几下。他依稀看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朝他冲来,随后他被扑倒在地。“那时我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残敌偷袭了我们。”将军嘴角微微抽动,“被五花大绑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奉鄂豫皖中央分局保卫局之命,前来逮捕我归案。”

    他被视作“改组派”,押解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新集。在这里,张国焘正在实施残酷的内部“清洗”。“肃反对象”都被绳索捆绑,一根长绳将他们串在一起,“像一长串蚂蚱”。一间异常简陋的审讯室,只有一条长凳和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桌。众多红军将士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审讯后,草草地拉出去处决了。

    “他们将我按在那条板凳上,在我之前,一个团长被从战场上押到这里。那团长浑身血迹斑斑,灰头垢面,要求仗打完了再审问。他们不同意。团长破口大骂:‘为什么不让老子在前线杀敌?为什么不让老子死在战场上?’第二天这位团长就被拉到河谷枪毙了。可是,他们没有找到我任何反叛的嫌疑和证据。我是死里逃生。”将军说,“像我这样稀里糊涂保住性命的只有100多人。”他被开除党籍,罚做苦力。他们抬石头,修防空洞,浑身酸痛乏力,心若死灰。有一天,监管他们的人命令他们“上山挑柴”。他们披着夜色,被人带到山上。柴禾早已准备好了,每人挑上一大担,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新集通往麻城的山路边,有一个小山洼,旁边有条小河沟,他们在这里止步了。孔庆德定睛一看,不由惊骇万状:小山凹里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而这些人都是被视作“反革命”杀掉的红军将士。

    一层柴禾一层尸体,一摞好几层,然后用松枝点燃,用竹竿子拨弄。焦糊味充斥山谷,股股黑烟缠绕山脊盘旋不去。“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将军的双眼被泪水打湿,他扭过头,一只苍老的大手颤抖着抚上额头。

    他们集体失语,内心泣血。挑柴、焚尸、掩埋,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期盼、等待,在焦灼和痛苦中过了酷暑与秋凉。已是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没有忘记孔庆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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