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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为67位晋绥烈士寻亲的日子

更新时间:1970-01-01 08:00:00 作者:

◢ 又是一年清明时,叫声英雄泪长流。

    本报3月3日刊登《67位晋绥英烈的亲人,你们在哪里?》一文后,解放军报社北京军区分社与《河北青年报》组成联合寻访组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在当地民政局、山西省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和热心读者的帮助下,行程3000多公里,遍访十几个市县,寻找67位晋绥烈士的亲人。

    ◢ 漫漫60年寻找等待,苦苦60多个春秋垂泪相盼,终于在今年3月有了一个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乔振东、吴铁、鲁新月、侯双虎、陈仲起、张有才、解申、陈仓、高文波、崔田、邢俊生、马登水、杨瑞田、郭新、黄树清、赵洪彬、肖保宝、高应乐、李振江、刘长有等26位晋绥英烈,我们特此报告:“你们的亲人找到了!”

    岁月流逝不会湮灭英雄的足迹,历史长河不能冲淡惊天的壮举。循着烈士牺牲后留下的零星信息,我们发现每一位烈士名字的背后,都有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

    3月2日,中国军网记者频道以《67位晋绥烈士的亲人,你们在哪里?》为题,推出专题报道,“军报记者”同时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公布烈士名单、联络电话,发起了为晋绥抗日英烈寻亲的活动。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和网友“围观”响应,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多家知名网站纷纷予以转发。

    两小时后,从新浪微博得知消息的《河北青年报》编辑部打来电话,表示要与本报联合开展为英烈寻亲活动,寻找其中36位河北籍晋绥烈士的亲人,让英烈魂归故土。不久,《河南商报》记者李肖肖致电本报记者,询问河南籍烈士孟贻仲的相关情况,表示要参与寻亲活动。山西媒体也开始积极行动。

    在媒体振臂呼号的同时,万千读者也在为烈士寻亲尽一己之力。

    得知消息的保定军分区来电称,已经通知各县人武部和乡镇基层武装部联络当地民政部门,查访16名保定籍烈士的亲人下落。

    《河北青年报》反馈消息,在李迎花烈士家乡高阳县,没查到烈士信息记载的许口村这个地名。热心读者郭志岭打来电话表示,自己从小在高阳县长大,该县确实没有许口村,但他记得蠡县有个绪口村。他说,“我已经通知了老家的朋友,他们正在帮忙查找家属,有了消息会告诉你们。”

    诗人曾说,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但这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烈回应,让记者深深感到:生者与死者并未被地平线真正分开过,生者的血管里流着先烈的热血,生者的耳畔回荡着先烈的呐喊,生者的心灵传承着先烈的壮志。

    一家三代了却心愿

    为晋绥抗日英烈寻亲的活动启动仅仅半天,就从涿州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乔振东烈士的亲人找到了!

    《河北青年报》记者从晋绥革命烈士陵园了解到,曾经有位在涿州市开福利工厂的先生来到兴县寻找亲属乔振东。上网一查,果然查到在涿州市区有家“涿州市福利不锈钢加工厂”,通过页面电话,联系到了工厂负责人乔保仙——他就是烈士乔振东的侄子。

    在河北省保定市民政部门协助下,本报记者立即赶往河北省涿州市马官屯村,见到乔振东烈士的两位亲属及故交。

    “我的叔叔乔振东终于‘回家’了!”面对记者,58岁的乔保仙含着热泪诉说。“1938年叔叔当兵走后,家里只收到他寄来的两封信,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奶奶因为思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爸爸对我叔叔感情很深,每年春节时全家十几口人聚在一起,总会为叔叔留个座位。多年来,我们一直等着叔叔回家……”

    奶奶、爸爸相继带着遗憾辞世,乔保仙继续寻访叔叔乔振东。近30年,他去过全国10余座烈士陵园,始终杳无音讯。如今,得知烈士埋骨之地,乔家三代人终于一了心愿。

    由乔保仙引路,记者还见到了乔振东烈士的表嫂方桂珍和他儿时的玩伴李功、杨宽3位老人。

    半个多世纪了,87岁的李功老人仍然清晰地记得:“乔振东瘦瘦的,个子不高,可胆子比村里其他同龄孩子都大!”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是我们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当上八路军的,我们以他为荣!”86岁的杨宽老人默默回忆着。

    “我的亲人找到了,还有那么多烈士孤寂地长眠地下,或许他们的亲属年岁已高,或许他们很多都不在了,但我想他们想念亲人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乔保仙说,他要继续找下去,帮更多晋绥英烈寻找亲人,不为别的,只想让烈士墓前不再因无人祭奠而冷冷清清、荒草丛生,只想让烈士的亲人不再因找不到烈士的遗骨而抱憾终生。

    超越血亲层面的寻访

    为了给长眠在墓下的烈士寻亲,让英烈魂归故土,一场翻山越岭的寻访活动在太行腹地持续进行。

    截至3月26日,记者走访了河北省保定市、廊坊市下属的涿州、定州、霸州、永清等县市,在36名河北籍英烈中,成功寻访到一批烈士亲属。烈士名录记载的刘长有烈士籍贯为清苑县石桥村。经查找,清苑县共有东石桥村、西石桥村和北石桥村3个石桥村,其中东石桥村和西石桥村没有抗日战争期间在兴县牺牲的刘姓烈士。在北石桥村的刘三喜与烈士刘长有的年龄、出生地和参军经历十分相近。刘三喜的妹妹刘洛姑及家人认为,刘三喜有可能在参军后改过姓名,刘长有和刘三喜可能是同一人。有12名烈士因姓名、籍贯等信息缺失或不准确,寻访过程被迫中断。这12名烈士分别是唐参谋、营长、胡俊源、高玉楷、齐章、吴国华、罗希凤、樊连长、宋光普、李岁英、张喜根、武班长。

    67名晋绥烈士中其他12位英烈分别有北京4位、陕西2位、四川1位、广东1位、辽宁1位、河南1位、甘肃1位、云南1位,记者正根据兴县晋绥烈士陵园提供的相关信息,联合当地民政部门、人武部积极寻找他们的亲属。

    寻访期间,中国军网记者频道滚动播发寻亲过程的现场视频、图片、文字等,现场跟进报道,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等知名网站高度关注寻亲进展,很多烈士家属和热心读者纷纷打来电话,为寻访活动提供线索。许多网友用转发信息、微博评论等方式为活动助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寻访已经超越了血亲层面的含义,而更具有精神价值。毫无疑问,精神的追寻甚至决定一个民族能够走多远。道理并不复杂:一个不珍惜为国牺牲者的国度,将不会有大批甘于牺牲的人。

    贺龙签名牺牲证

    诗人泰戈尔曾经深情吟唱:“让生者有那永恒的爱,让逝者有那不朽的名。”为晋绥烈士寻亲,记者心头总萦绕着一股悲怆之情。当年,日军多次扫荡兴县,晋绥军民在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等将领指挥下,浴血奋战、拼死抵抗。从1940年夏季起,先后进行了二十里铺、小善畔、田家会等百余场战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前前后后,有1000余名八路军官兵光荣牺牲。

    然而这些烈士中的大多数,我们今天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无从知晓。即便是有些许记录的这67名晋绥英烈,我们也极少能找到与他们有关的物品。

    在雄县高岗乡高村寻访高文波烈士的亲人,记者没找到一位烈士的血亲:他没留下子孙后代,父母和哥哥高文志早已过世,仅有的两位侄女——70多岁的高淑阁和高淑杰远在他乡,未能见面。但从高文波烈士的侄媳妇谢素芹口中,记者却惊喜地得知:高文波牺牲后部队送来的证明,还在家里保存着。

    那个层层叠叠包裹着的小袋子慢慢打开,露出一张已经完全泛黄褪色的纸,上面蓝色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清上面写的内容,“高文波”三个大字赫然在目。

    谢素芹老人不识字,村支书何同功帮她念道:“光荣牺牲证:高文波同志为了争取人民的解放,在我军服务七年,不幸光荣牺牲,不胜哀悼。特发给光荣牺牲证,以志永念。高文波同志家属存。”后面的落款:八路军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治委员李井泉、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副主任冼恒汉。

    这张证书发放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即1946年。也就是说,这张贺龙签名的光荣牺牲证手手相传,在高家已经珍藏了66年。

    谢素芹老人清晰地记得,自己嫁到高家后,她公公一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二弟当兵后再也没回来。直到有一天部队的人穿过重重封锁,把这张光荣牺牲证交到他手里,郑重告诉他:“我们的副连长,就是您的弟弟高文波牺牲了。”老人在梦中盼了很长时间,没想到等到的是一张沉甸甸的牺牲证书。谢素芹老人诉说着往事,泪水流满了脸庞,就像多年前公公给她讲述时一样。那是他们一家祖祖辈辈会永远讲下去的故事……

    之后,我们从赵洪彬烈士侄子赵会通和崔田烈士的侄女崔素花那里得知,他们家里也收到过贺龙签名的光荣牺牲证。

    在高碑店市辛立庄镇,崔田烈士的侄女崔素花一提起叔叔,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她回忆起小时候,一群小学生将一块戴着大红花的烈士光荣匾敲锣打鼓地抬到家,给她家扫院子,还给她送了一张崔田的烈士证。打那时起,崔素花就拉着奶奶每季度领取十几元的抚恤金,靠着它支撑家里生计。她说,“我每次带着奶奶去领钱时,奶奶都会哭。我奶奶说,这是我叔叔用生命换来的生活费,要我拿着它交学费,还要我好好学习。”

    一纸牺牲证书,记录的不仅是烈士的壮举,更承载着一份永存的精神。当历史的尘埃燃为灰烬,这些尚存余温的纸片,依然让后人可以触摸那些曾经流过的血,还有今天流淌的泪……

    不再因误解而流泪

    让人心痛的是,有的烈士牺牲许多年仍被他人甚至亲人误解。

    在保定市安新县同口村,陈仓烈士的遭遇让记者忍不住泪流满面。

    “大伯的事,是我家一个禁忌。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提起他……”陈仓烈士的侄子陈玉峰默默低着头,衣袖下的手早已攥得紧紧。

    在陈玉峰的记忆里,陈仓在家里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孩子。

    陈玉峰说,爷爷当时是村里的保长,是个斯文人,他一心想让大伯走上仕途,可大伯总喜欢舞刀弄枪、打抱不平,也因此闯了不少祸。父子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个性独立的大伯,一拍屁股离家出走了……后来村里人都说:“陈仓跑到山上当土匪,死在外面了。”

    人言可畏。爷爷、奶奶……全家人都信以为真,家里居然养出一个土匪!陈玉峰的大伯在陈家渐渐被淡忘,没人愿意再去撕开这层伤疤……

    由于大伯是“土匪”,陈玉峰从小就被村里孩子们瞧不起。“文革”时,家里人还因为“土匪”大伯挨了批斗,大伯给这个家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听着陈玉峰的诉说,记者内心也充满了伤痛:在救亡图存的年代,无数年轻人抛家舍业,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走上残酷的战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中国人的尊严,换来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铁骨铮铮的好汉子。可他们非但没有闪光的勋章,牺牲后甚至还被家人误解,这何其令人痛心疾首!

    记者含泪告诉陈玉峰:“陈大哥,你大伯他不是土匪,他是八路军烈士,山西兴县找到了他的遗骨和遗物,还专门在晋绥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修建了墓碑祭奠他,他是人民的英雄!”

    听了我们的话,陈玉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许久,他颤抖着紧紧握住记者的手,“谢谢党,谢谢政府,为我大伯洗刷了几十年来的冤屈,还了我们家一个清白。”

    “大伯,好样的!”他朝着天空竖起大拇指,似乎在告诉九泉之下的爷爷、奶奶和父亲,你们可以瞑目了,大伯没给咱家丢脸!他是全家人的骄傲!

    “是的,他是英雄!”此时此刻,记者仿佛见到了乔振东、吴铁、陈仓……67名晋绥烈士活生生地站在面前,带着笑容向我们走来。

    让我们活着的人,永远记住这些轰轰烈烈的逝者的“名”吧!这个名,不再仅仅是一个个具体的姓名,它更是无名背后的一种“名节”,他们已变成一种精神符号,永远地烙印在人们心中。

    吕梁有幸埋忠骨

    寻访路上,记者接到晋绥革命烈士陵园主任王波打来的电话,听到一个令人欣慰的音讯。

    在兴县民政部门、人武部共同努力下,他们在兴县蔡家崖村北山发现并收迁了第410位烈士的遗骨,烈士身份正在辨认中。同时,经过在兴县17个乡镇、30多处大规模普查,靠着当地群众帮助,他们在蔚汾镇贺家圪台村东两条沟内发现了新的烈士掩埋地。

    据当地村干部群众说,这里可能掩埋有百余名烈士遗骨。抗战期间,蔚汾镇贺家圪台村曾是120师三支队驻扎地,当时因为瘟疫,很多病逝的战士和在阳会岸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掩埋在了当地。

    由于气温较低,土地还处于冰冻状态,现在无法进行挖掘。待天气转暖,他们将尽快开始行动。目前,更多查找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但愿吕梁山下千余英烈遗骨都能找到,但愿这些遗骨的姓名籍贯等信息一同找到……

    此刻,我们寻访到的26名烈士亲属,迫切渴望在清明节赶赴晋绥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祭扫。我们及时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晋绥革命烈士陵园管理部门,并与兴县人民政府、人武部沟通,决定由兴县有关部门、本报与《河北青年报》共同为烈士亲属举行一次集体认亲扫墓活动,以告慰革命英烈的在天之灵。

    本版照片由张雅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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