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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的军事谋略

更新时间:1970-01-01 08:00:00 作者:

 作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陈赓大将几乎亲历了上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个军事斗争,他的军事履历简直就是人民军队傲视国内外敌人的一面镜子:1924年5月,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两次参加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作战;1927年8月,奔赴土地革命的烽火中,相继在红四、红一方面军战斗过;1937年8月,跃马民族抗战的疆场上,与日寇周旋在太岳山区;1946年6月,挥戈解放战争的激流里,从山西大地打到云南边陲;1950年7月、1956年4月,为支援越南抗法斗争,两度参与运筹越军攻防大计;1950年12月,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出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襄助彭德怀屡败“联合国军”。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陈赓形成了经过战场检验的、极具指导价值的军事谋略艺术。

    上下同欲,动员民力

    《孙子兵法》上讲,“上下同欲者胜”。陈赓在黄埔军校就接触过《孙子兵法》,非常称道这句话,并由此形成了“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思想。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沦陷日寇之手,八路军第129师首长发出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对此,第386旅旅长陈赓深以为然,并高瞻远瞩地讲过,“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对日抗战应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

    要“上下同欲”,就必须视百姓如父母、与人民共休戚,陈赓在这方面可谓典范。1938年4月下旬,第386旅主力挺进到河北邢台县路罗镇,听说当地红枪会私立苛捐杂税,残酷剥削村民,并公然勾结日寇。陈赓遂指挥部队以突然手段解除红枪会武装,将其首领六、七人逮捕枪决。29日下午,部队在路罗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处决这些人的理由,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还把缴获的枪支发给当地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第386旅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在邢台得到群众热烈拥护。5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鲜明的主张,模范的纪律及英勇的战斗,赢得了群众对我们加倍的热情。我们的伤者,不必经过动员,大家都抢着抬送。农民到处列队欢迎,送茶送饭。这种热烈的情绪,令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

    要“动员民力”,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1938年秋,陈赓指挥第386旅2个团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第七七一团主力到平汉铁路线以西,第七七二团到同蒲铁路线以东、正太铁路线以南地区活动,并抽调干部四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对敌斗争,还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及政策,大力动员青壮年参军。由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到12月,就以七七二团的4个连为基础,在辽县(今左权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十七团)。第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也得到很大补充,旅直属队也逐步健全。”

    1947年秋,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豫西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如何才能站稳脚跟呢?陈赓还是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当时,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并发动全体官兵为群众做好事,给群众扫地、挑水、喂牛、割草。许多人家轻信反动宣传逃走了,部队就在门上贴上封条,写着“房主不在家,不得擅进入!”隆冬季节,部队供应困难,大家吃粗糠、咽野菜,也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军粮难筹,部队却向群众分发粮食200万斤!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很快认清陈谢大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偷偷摸回家中,看见水满缸、地光光、肉没动、牛更肥,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心中暗暗埋怨自己:‘多好的队伍呀!只怪俺瞎了眼!’连夜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叫了回来。”

    同时,在保持主力部队战斗力条件下,陈赓抽调2000多名干部去做地方工作,他还要求部队团以上机关都成立了地方工作队,每个连都设民运小组,班里还设有民运战士……摊子一铺开,群众工作也就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很快,方城、舞阳、叶县、鲁南、泌阳5县建立了县、区、乡政权和人民武装,成为陈赓部队的巩固后方。

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陈赓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战场。当时,陈赓经常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这句话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轻视强敌的最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是,作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记中透露隐忧:“据我这几天考察,最近部队教育较偏重于政治(当然有它的作用),对军事方面不免要松懈些;即使有些军事教育,又过于偏重制式教练,所以至今部队的战术教育还是没有开始,这是重大的损失。在今后的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为提高第386旅的战斗力,他大抓部队军事训练,从一则日记可见一斑:9月21日,“早餐后,仍到十一连。到时该连已全部在野外,准备班进攻动作的演习。因连排干部无准备,动作无秩序。我认为这样演习必无结果。当由我亲自指导,以一班作示范演习,一面动作,一面讲解,动作一段,讲评一段。下午,召集排长、班长,垂询班排近况。我讲了一些关于巩固部队的具体办法及班排长的领导方式,大家都很乐听。”一个旅长给一个班做进攻示范演习,给班、排长讲领导方式,充分说明陈赓如何深入部队,如何尽心竭力地提高部队对日军的作战能力。由于坚持“战略藐敌,战术重敌”的策略,第386旅捷报频传:10月24日、26日,重叠设伏于山西平定县七亘村,痛歼日军300左右,缴获骡马300多匹;11月2日,诱敌深入到山西昔阳县黄崖底,“仅我七七二团以突然火力袭击行进之敌,毙敌约三百,毙骡马四百余。”1938年1月,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到第386旅访问,他由衷地赞扬说:第386旅战略、战术卓越及善于联系人民,“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事开始。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却坚决支持党中央决定,并认为对付之策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1951年3月初,党中央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在乘机从昆明飞往重庆的途中,他和身边工作人员戴其萼谈话说:“你常在我身边,深知一打起仗来,我就几昼夜不睡觉,因为我反复思考,预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的对策,所以从表面看来,我指挥作战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处置临时发生的情况迅速果断。可是从战斗打响之前直至战斗结束,我的思想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我担任主要指挥任务,身系战斗、战役的成败和部队的安危,稍一疏忽,就会招致作战损失,增大部队伤亡,责任重大,所以内心处于长时间的紧张之中。……人们都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无忧无虑,成天高高兴兴。从战略方面说是这样的,我坚信革命必胜,不怕任何艰险,不计个人安危。但在战斗中我不是盲目乐天派,总担心考虑不周,招致作战损失,总怕发生意外情况,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紧张,而不能有任何松驰。”8月,陈赓抵达朝鲜战场,一过鸭绿江就想尽办法多方了解敌情我情;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他更是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部队。”

    正是由于“战略藐敌,战术重敌”,陈赓直接指挥的战役、战斗无往不利。

    示形动敌,张网以待

    《孙子兵法》讲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大意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他只要采取一个佯动,敌人一定会被调动过来;给敌人一点甜头,敌人一定会照单全收。用小利调动敌人就范,再部署部队痛击敌人。陈赓经常揣摩“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之术,并琢磨出“示形动敌,张网以待”战法。

    1939春天,陈赓指挥八路军三个团活跃在冀南、鲁西北,频频给日军以打击。但是,由于平原地形不利大战,敌人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仍然盛气凌人,每次遭到八路军袭击,都必然派兵追击,进行报复。有鉴于此,陈赓打算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布置一个圈套引诱敌人,打它一个诱伏歼灭战。这个设想上报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迅速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想法很好,鬼子是势利的东西……他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必然不服气急于报复。……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个冷不防。关键是地形要选好。”于是,陈赓派人寻找有利地形:“自古战争是最讲究地形的,我们要想尽办法注意选择有利于我军设伏,而不利于敌人行动的理想地形。”很快,找到了一个可以作为诱伏敌人的好“口袋”。它地处河北威县南端香城固村西北方,是一个带形的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丛丛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十分倾斜,形成一个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洼地,长有2里半地,两边沙岗高达数丈。这两边沙岗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把洼地紧紧地夹在了中间。陈赓看完地形,立即排兵布阵:“一、设伏部队,一定要构筑好防御工事,作好伪装,隐蔽好部队。……决不能让日军进村负隅顽抗,一定要将鬼子兵堵在村外歼灭之。二、担任诱伏任务的部队,要采取夜间袭击的战术,进入城内,以短兵火力给日军以杀伤,既要把鬼子兵打得痛,打得狠,又要能够迅速撤离。使日军误以为我们是些不堪一击的游击队,才敢于远离其巢穴,孤军出城向我军‘钓鱼’部队实施深追。三、当日军已经上当,钻入我军设伏的‘口袋’之后,……要迅速前出到香城固正北方向,扎死‘口袋’。这样就可以使日本鬼子处于腹背受击的困境,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

    在陈赓的安排下,八路军连续3天袭击威县县城,千方百计引诱日军出城报复,日军终于被激怒。2月10日下午,日军第十师团第40联队出动一个加强中队250多人,乘坐9辆汽车,带着机枪、步炮,气势汹汹地追击着八路军“钓鱼”部队,向香城固村扑来。下午4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圈,顷刻全军覆没。

    捷报传来,刘伯承非常赞赏:“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他还为这次战斗总结了经验: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八路军的骄纵心理;二是善于把敌人诱导到机动的围攻位置,而且把附近房屋都占领了,让日军没有办法固守,也没有办法逃脱。

    1947年冬,在蒋介石严令下,敌李铁军第五兵团气势汹汹地扑来,欲与陈赓所部在豫西地区进行决战。陈赓清醒地意识到,贸然与敌硬拼不仅没有把握全歼敌人,而且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为了在有利时机歼灭敌第五兵团,遂决心以第13旅等部伪装成主力,采用“牵牛战术”,调动敌第五兵团奔波于伏牛山区,而我主力则隐蔽待机,寻找有利战机。

    根据陈赓的部署,第13旅等部迅速南下镇平方向。为了造成主力部队行动的声势,该旅将部队分成多路行军,展开成宽大的开进正面。他们每进一个村庄,就修起许多锅台,到处点起烟火。很快,老乡们奔走相告:“老八路过来啦!光骡子、马匹就过了半夜!我们村夜里住了好几千人,村口路边修的尽是锅台。”消息不胫而走,可李铁军老奸巨滑,仅派出一个旅来试探、盯梢,主力仍不肯轻举妄动。在陈赓电示下,第13旅等部又对镇平大打出手,完全是主力部队行动的架势。这时,李铁军才信以为真,亲自指挥主力跟踪而来。第13旅等部又从镇平撤出,撤撤打打,走走停停,促使敌人紧追不舍。就这样,一连几个月,李铁军始终把我担负“牵牛”任务的部队误认为主力,被我牵着“鼻子”转圈子,弄得精疲力竭。最后,当李铁军部“武装游行”到西峡县西南的祝王寨、金刚寺一带时,陈赓指挥主力早已摆好了聚歼的阵势,李铁军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围城打援,两面开花

    公元前353年,魏国大军咄咄逼人,赵国都城邯郸危急。担心唇亡齿寒,齐国决定出兵救赵。照常理用兵,齐军应该驰赴赵国。不过,智囊孙膑高人一筹,建议齐国大将田忌:“攻其所必救”,奔袭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迫使攻赵魏军撤兵回救;这样一来,既能为赵国解围,又能收拾疲于奔命的魏军。田忌采纳了这个方略,攻赵魏军果然放弃了邯郸,十万火急地回师自救,却被在桂陵(今山东荷泽东北)设伏的齐军打得大败,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典故。桂陵之战,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围城打援”的鼻祖。陈赓熟悉这一典故,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继承发展,力求既围歼守敌,又重创援敌,遂形成了“围城打援,两面开花”的策略。

    1947年1月中旬,陈赓部与王震部联合作战,他们决定“围城打援,两面开花”:围攻山西汾阳、孝义两城,吸引敌援,主要争取重创援军,有可能时则攻占两城。1月17日夜,汾孝战役发起,经一夜激战,解放孝义。同时,又把汾阳围得水泄不通。

    汾阳、孝义,是晋中平原的门户;汾阳被围、孝义失守,自然让山西军阀阎锡山震惊。为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亲自出马到平遥地区指挥其9个师和由伪军改编的2个纵队,于18日兵分三路向汾阳、孝义地区进发,扬言要夺回孝义,解围汾阳。

    当时,南路敌军战斗力最强、兵力最多,总指挥孙楚讲话调门也最高,他通过报话机和将领们议论什么“收复孝义很有把握”,陈赓部无非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叫部下不要为陈赓所迷惑,必须按时攻占孝义城,并做好追击陈赓部队的准备云云。

    经过再三权衡,陈赓说:“就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也逃避不了‘骄兵必败’的规律。阎老西儿的这些卵翼部队,既无战斗力,又自大轻敌,焉能不败?咱们就拿孙楚开刀吧!”

    21日下午3时许,孙楚部8个团冒进至东盘梁、北窑村一线。陈赓一声令下,伏击部队像是出弦的箭。孙楚部很快瓦解,主力5个团就歼。

    1950年7月,越南军队准备发动边界战役,夺取法军驻守的与我国广西省交界的重镇高平。由于高平工事坚固,利于防守,守军又系精锐部队,直接进攻高平显然不是良策。在研究敌情的过程中,陈赓注意到法军部署的一个弱点:在高平至谅山(由西北而东南)这一防线上,法军顺着所谓“四号公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蛇头高平、蛇尾谅山兵力雄厚,工事坚固,而中间的东溪、七溪等据点则兵力单薄;东溪、七溪一旦遭到攻击,要靠高平、谅山法军出援;况且,东溪、七溪地处崎岖山地,便于越军设伏。由此,陈赓大胆设想:不去进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进攻“四号公路”上最小的据点东溪——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高平,并打击出援的谅山之敌。显然,这是“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7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9月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陈赓参与指挥的边界战役拉开帷幕。到18日上午,越军攻下东溪,全歼守军260多人,这是越军第一次夺取由2个连法军守备的据点。随后,陈赓又在东溪附近暗伏精兵:2个团摆在东溪,3个团摆在东南方向高地,2个营摆在西南方向高地,形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10月初,为打通“四号公路”,七溪法军大部(勒巴热中校指挥)北上进攻东溪,进入“口袋阵”。由于越军一时疏忽,勒巴热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陈赓指挥越军南追,把敌人团团包围在谷社山地。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的攻势所震惊,命令高平守军1000多人(沙格东上校指挥)弃城南援,七溪法军余部(那本上校指挥)几乎倾巢而出北援。面对强敌的南北对进,越军前线指挥部曾经动摇。陈赓还是坚持“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并于10月6日得到毛泽东电报支持:“先集中主力歼灭谷社山地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到10月9日,勒巴热部、沙格东部相继全军覆没,两人被活捉;那本上校见势不妙,仓皇南撤,一路逃回七溪。

    在陈赓“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下,越军不战而下高平,并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

    上智为间,情报决胜

    《孙子兵法》有言,“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简言之,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帅,能用高智商的人做间谍,一定能成就大功业;这是用兵作战的首要之事,因为全军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去采取行动。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达4年之久的陈赓,非常重视情报工作,视之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并形成了“上智为间,情报决胜”的策略思想。

    1941年4月,面对日军、伪军、蒋顽的夹攻,陈赓决定向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接见了共产党员高庆魁,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让你到白晋铁路上的长治城里去搞情报工作。”高庆奎措手不及,担心自己应付不了。

    陈赓当然不会乱用人,他心中有谱:“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至于如何搞情报工作,陈赓拿给高庆奎一份《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并在百忙之中断断续续给高庆奎讲了3个月的课。为振聋发聩,陈赓在讲课中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1942年2月14日,高庆奎秘密潜入长治市,配备着陈赓关注的两部电台:一部设在屯留县余吾镇东北的游击区内,代号为丰隆号;另一部设在山西省城太原市,代号为大丰号。必要时,他还可以借用临汾东山武工队的电台,代号为恒丰号。自从高庆奎进入长治,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了如指掌。很快,高庆奎还在长治日军司令部争取了会讲一口流利日语、掌握军事机密的山西人纪群,他为八路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1942年7月9日,纪群报告:太原日军近2000人及伪军1000人突然到达长治,而长治驻军却无调走的迹象。陈赓接报后,判断敌人要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袭击,遂进行了应急部署,敌人自然大败而归。8月13日,纪群又送来情报:“日军正在太行区‘扫荡’,准备于15日夜12时集结,越过白晋铁路,‘扫荡’太岳区。”根据纪群的情报,陈赓采取“敌进我进”之策,以小部队和民兵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深入敌占区“大闹天宫”。结果,敌人在抗日根据地寻不到便宜,老巢又频频告急,硬撑了半个月,草草收兵。

 在同蒲铁路线上,陈赓也建立了秘密情报站。

    1940年6月,山西军阀部队投降日军,陈赓指派共产党员陈涛趁机打入敌营,进入临汾做情报工作。他为人精明强干,竟然逐渐取得日军信任,被委任为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司令。这支部队600多人,编为6个中队,分布在约50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南段上。通过“大汉义军”这个关系,陈赓多次事先获得了日军准备“扫荡”的确切情报,既避免了损失,也沉重打击了敌人。后来,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准备成立情报班,有意让陈涛去当情报班班长。情况上报,这引起了太岳军区情报站内部的争论,有人说:“那个班长有什么意思?就管10来个人,与‘大汉义军’司令不能相比。”陈赓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当上这个情报班长。别看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很小,但是个搜集敌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如能当上,就必须当稳当‘好’。不仅要用假情报欺骗、麻痹敌人,还要分析敌人的情报要求,研究敌军的动向、意图,变敌人的耳目为我们的耳目。……因此,情报班长是个比伪军司令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努力争取。”

    按照陈赓指示,陈涛当上了情报班长,他晚年敬佩地回忆说:“确如陈司令员所估计的,情报班成为我们观察敌人动静的视孔和与其进行情报斗争的基地。”陈涛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地下工作了5年,他们提供的情报为对敌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比如,多次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阎锡山部队的反共投敌活动;1943年10月韩略村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

    历史定位:“与彭、刘、林并肩迈进”

    早在1947年8月6日,陈毅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就这样高度评价过陈赓:“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彭德怀)、刘(刘伯承)、林(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今天,后人重温陈赓的军事谋略艺术,无不承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署名发表的《文韬武略一代名将,为国为民功勋卓著——纪念陈赓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所总结的:“陈赓是与多种‘对手’较量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本文刊于《党史纵横》201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