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的局部抗战，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全面抗战，到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抗日战争历时14年之久。其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慷慨捐躯，无数英名留在史册、墓碑、艺术品和人们记忆里，也铭刻于往昔硝烟战地、今日明媚故土一个个血染的地名，特别是那现用或曾用的40个县、市之名。

（一）

    抗战胜利至今，在历经政区、地名的多次调整之后，全国纪念抗日先驱的地名仍有相当数量得以保存，尤以分布在华北、东北的4个县、市名称闻名，依命名先后为：

  ——山西“左权县”。左权，原名左纪传，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在苏联学习军事理论，历任红军新12军、15军军长和第1军团代军团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8集团军）副参谋长，在华北参与指挥“百团大战”。1942年5月25日，在太行区反“扫荡”中指挥部队抗击日军、掩护领导机关转移，牺牲于辽县十字岭，成为人民军队抗日阵亡的最高将领。8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接受辽县万余签名群众和全县的区干部会议、士绅会议、小学教员训练班要求，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9月18日，辽县各界五千余人集会，正式更名、授印。

 ——河北“黄骅县”（市）。黄骅，原名黄金山，湖北阳新人，1929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大学干部团政委。抗战时期，先任中共晋西南特委军事部长、八路军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挺进山东后任115师教导第6旅副旅长，参加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兼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6月30日，在新海、青县析置的新青县大赵村被叛徒刺杀，年仅32岁。1945年8月，冀鲁边行署决定将新青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7月，该县改为黄骅市。因地处“环渤海、环京津”的枢纽地带、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位置，这个海港城市正被建设成东部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未来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吉林“靖宇县”。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到东北工作，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创建者。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当选为设在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0年2月23日，孤身被日伪军围困于?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在饥寒中力战殉国，年仅35岁。1946年2月14日，经?江县代县长张惠东提议，安东省民主政府决定：?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日，含其旧部的东北民主联军“杨靖宇支队”（今为济南军区某集团军装甲旅）在通化成立。随后，在他从事过抗日工作的松江省会哈尔滨，也将道外区的正阳街改称“靖宇大街”。

 ——黑龙江“尚志县”（市）。赵尚志，辽宁朝阳人，黄埔军校毕业，1925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以创建“珠河反日游击队”投身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第2路军副总指挥，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42年2月12日，率小部队在鹤岗县梧桐河袭击日伪时受伤被俘，随之英勇就义。1947年5月8日，经珠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提议，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珠河县更名为“尚志县”；1988年9月，该县改为尚志市。在他从事过抗日工作的松江省会哈尔滨，将道里区的新城大街改称“尚志大街”；其故乡辽宁朝阳县，也有“尚志乡”。

 在基层政区，也有不少纪念抗日先驱的地名，例如：河北献县“本斋回族乡”，为“母子两代英雄”的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家乡；辽宁大连市金州区“向应街道”，原为“向应镇”，为参与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家乡；江苏东台市“廉贻镇”，为1941年2月14日在遭日军袭击时掩护转移的兴化首任抗日民主县长朱廉贻牺牲地；江苏大丰市“方强镇”，为1941年11月被日伪逮捕杀害的盐（城）东抗日民主县长方强（本名袁文彬）牺牲地 ；吉林敦化市“翰章乡”（有“翰章中学”），为1940年12月8日与日军作战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出生地。

 此类地名，更多见于城市街道、村落及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例如：哈尔滨市区“一曼街”，纪念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著名女英雄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妇女团“八女投江”带头人冷云家乡，黑龙江桦川县悦来镇有“冷云村”及“冷云小学”；云南玉溪“聂耳音乐广场”、澳门“冼星海大马路”，分别纪念抗日战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医学院”，分别纪念在晋察冀抗日前线以身殉职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黑龙江大兴安岭“壮志林场”，得名于东北抗日联军百余名指战员在此捐躯。

（二） 

 ——鲁西聊城县曾名“筑先县”（1940-1949）。范筑先，原名金标，字竹仙、后改筑先，河北馆陶人，北洋陆军出身。抗战初期，作为山东省政府委员、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及聊城县长，率部拒绝上级撤退命令，联合共产党坚持鲁西北抗敌。1938年11月15日，经与围攻聊城的日军连日血战，部属700余人伤亡殆尽而自戕殉国，终年57岁。国民政府于12月5日发布褒扬令，次年3月31日题颁“民族正气”匾额。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鲁西行署决定：聊城县更名为“筑先县”；当地一支抗日武装也命名为“筑先纵队”。今聊城有范筑先纪念馆，邓小平为其纪念碑题写“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

 ——太岳区曾命名“士敏县”（1941-1947）。武士敏，河北怀安人，西北军将领，抗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98军少将军长，1941年5月投入中条山战役。待到大军溃败，他拒不南撤而与八路军联合抗敌，9月29日在沁水县东、西峪与日军激战牺牲。随之，共产党领导的太岳行署将沁水县东部析置的端氏县更名为“士敏县”。次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各界在涉县纪念淞沪抗战10周年并追悼武士敏等中条山战役阵亡将士，当地抗日武装也有“士敏团”。国民政府于1942年12月令其入祀忠烈祠，1947年1月追赠陆军中将。士敏县于1947年7月并入沁水县后，其母校、今河北宣化第一中学校园有“士敏路”。

 ——苏中区曾析置“紫石县”（1943-1948）。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泰县海安镇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主政江苏、安徽、山东，年迈退居故里仍为苏北名士。抗战初期力主“化除党见，一致御外”，被推举为共产党领导的苏北临时参议会名誉议长，为停止苏北内战奔走呼吁。1941年2月家乡沦陷，屡经日伪威胁利诱仍坚拒出任伪职，于1942年1月23日忧愤辞世，终年86岁。次年3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恤令。1943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苏中行政公署决定：以其故里海安镇为中心，析泰、东台、如皋3县之地设置“紫石县”。该县于1948年3月更名为海安县，城区今有“紫石路”。

 ——福建闽侯县曾名“林森县”（1943-1950）。林森，字子超，福建闽侯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出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1931年12月任国民政府主席。抗战爆发后，以国家元首名义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1941年12月9日代表中国向法西斯德、意、日三国宣战。1943年5月在陪都重庆因车祸受伤，8月1日逝世，终年76岁。中共中央唁电称：“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超五提议“仿照粤省中山县例，改闽侯为林森县”，国民政府于10月23日核准施行。当时重庆、上海有“林森路”，南京总统府有“子超楼”，今台湾多有冠名“林森”的街道及学校、公园。

 ——湖北宜城县曾名“自忠县”（1945-1949）。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将领。抗战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59军军长，建殊勋于台儿庄大战，晋升第5战区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阳）宜（城）会战率一部与日军拼杀，壮烈殉国于宜城县南瓜店。作为中国军队抗日阵亡最高将领，蒋介石亲至重庆码头迎灵且举国哀悼：国民政府颁发褒恤令、追晋陆军上将、入祀忠烈祠首位、颁给夫人“相成忠杰”匾额、国葬，1944年8月7日核准宜城县改称“自忠县”（次年3月1日正式更名）。他曾任市长的北京（时称北平）今有“张自忠路”“自忠小学”，天津、上海也有“自忠路”。

 在基层地名中，北京“佟麟阁路”“赵登禹路”，纪念在“七七”事变发生地率先捐躯的29军佟副军长、132师赵师长；上海“晋元路”，纪念率“八百壮士”顽强坚守四行仓库的88师524团团长谢晋元；安徽芜湖“戴安澜路”，纪念“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牺牲在缅甸战场的中国远征军第100师师长戴安澜；武汉为纪念忻口会战殉国的第9军军长及54师师长分设“郝梦龄路”“刘家麒路”，以“陈怀民路”纪念在武汉空战中驾机与敌机对撞的英雄飞行员；与日军肉搏牺牲的第79军军长王甲本（字立基）家乡，云南富源县中安镇曾改称“立基镇”，北大街曾名“甲本街”，中安镇小学曾称“立基小学”。

（三）

 在共产党领导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许多优秀的军事将领和党政干部在与日伪军作战中一往无前，血洒疆场。为纪念烈士而命名的县份，多在其牺牲地，个别属于原籍等纪念地。

  ——在华中区，领导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苏皖军区司令员彭雪枫，1944年9月11日在豫东夏邑县八里庄作战牺牲。次年2月1日，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在彭雪枫当年率部开辟的豫皖苏边区中心地带，将永城县更名为“雪枫县”。其陵园所在的皖北泗南县半城镇，改称“雪枫镇”；故乡河南镇平县，县城有“雪枫路”。

 ——在晋察冀边区，人称“小白龙”的平北军分区10团团长白乙化，1941年2月4日在密云县马营西山作战牺牲，该县河西之地后设为“乙化县”；有“中国夏伯阳”之称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包森，1942年2月17日在遵化县境作战牺牲，蓟县南部设立“包森县”。

 ——在山东省，有1939年7月22日在桓台县牛王庄作战牺牲的山东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原籍长山县改称“耀南县”；有1940年9月12日在宁津县薛庄突围牺牲的冀鲁边第一地委书记马振华，该县析置“振华县”；有1941年9月4日在惠民县境突围牺牲的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忠，惠（民）济（阳）商（河）县改称“杨忠县”；有1943年11月26日在赣榆县旦头村作战牺牲的中共滨海区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该县改称“竹庭县”；山东军区第8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1945年12月12日在清除日伪残部的滕县战役牺牲，邻近的双山县改称“麓水县”。

 ——在晋冀鲁豫边区，豫东的杞、太康2县析置“庆华县”，纪念1939年8月5日在杞县宋庄伏击日军时牺牲的中共豫东特委书记兼睢（县）杞（县）太（康）独立大队政委马庆华；睢、杞、兰封、陈留等县析置“克威县”，纪念1943年2月1日在常营突围不成自戕的中共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唐克威；冀南的永（年）肥（乡）县改称“功岑县”，纪念1940年12月下旬在李凹村突围负伤自戕的县长马功岑；冠、馆陶2县析置“永智县”，纪念1943年9月23日在陈官营反“扫荡”牺牲的冀南军区7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冀鲁豫边的阳谷、东阿2县析置“徐翼县”，纪念1944年8月牺牲、曾任阳谷抗日民主县长的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徐翼。

 ——也有用一个县名，纪念两位同时牺牲的烈士：1942年4月29日，冀南军区4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在反日军“铁壁合围”中牺牲，遂以临清、企之、清河3县析置“宏毅县”；1943年8月30日，冀南军区5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在枣（强）北县大江关被日军合围牺牲，该县为此改称“赵陈县”；1943年9月28日，冀鲁豫区第5（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在曹县王厂反“扫荡”突围牺牲，曹、成武两县随即析置“复程县”。

（四）

    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中，还有一些卓著勋劳的抗日将领和党政干部，没有直接战死沙场，而是在不同环境不屈遇害、意外失事或积劳病故，同样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贡献了一生。

    ——参加领导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苏皖边区政府将“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所在的盐城县改称“叶挺县”（另有“叶挺”城、市）；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1946年6月21日在鲁南兰陵县病故，苏皖边区政府将原淮南苏皖边区首府、新四军第2师（师长罗炳辉）诞生地天长县改称“炳辉县”。

 ——在晋察冀边区，平山、井陉、获鹿3县析置“建屏县”，纪念1938年6月13日在平山县小党镇病故的晋察冀军区4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望都、完、唐3县析置的新望县，先为纪念第3地委组织部长郗晓峰烈士改称“晓峰县”，又改称“云彪县”以纪念1942年4月12日在县境病故的八路军骑兵创建者、率部开辟望都、唐、完、曲阳等地的晋察冀军区骑兵第1团团长刘云彪；清苑、安新2县析置“之光县”，纪念曾长期在此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11月5日病故的中共冀中区委社会部长、行署公安局长李致光（化名“之光”，安新人）。

 ——在晋冀鲁豫边区，晋南的中共河东中心县委书记、夏县人嘉康杰，1939年12月11日遭顽固派袭击牺牲，夏、闻喜、垣曲3县析置“康杰县”。冀南的曲周县改称“企之县”，纪念1939年3月29日被日军活埋的冀南第一个民选抗日县长郭企之；赵（县）元（氏）宁（晋）联合县改称“翕儒县”，纪念1943年3月16日就义（高村战斗受伤被俘）的县长陈翕儒；冀鲁豫边的朝城县改称“南峰县”，纪念1942年7月20日作战牺牲的县长齐南峰；曹县（旧曹县西北部）更名为“齐滨县”，纪念1942年4月15日病故的原曹县县长、晋冀鲁豫边区第20（鲁西南）专署专员刘齐滨。豫东的杞、通许、开封、陈留4县析置“达生县”，纪念1941年7月15日在坚持抗日斗争中遇害的中共水东地委书记、杞县人韩达生。

 ——在山东省，冀鲁边津南分区司令员兼专署专员杨靖远，1938年11月12日在盐山县境强攻大赵村反动民团时牺牲，该县析置“靖远县”；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赵槟，1941年11月19日在苍山“银厂惨案”遇害，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县改称“赵槟县”；冀鲁边的陵县改称“匡五县”，纪念1941年9月7日在苏家庙子战斗重伤牺牲的首任抗日民主县长吴匡五。

 ——唯一以健在者命名的，是豫皖苏边区以杞县北部析置的“芝圃县”，纪念抗战初期领导创建豫东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根据地的中共豫东特委书记吴芝圃。

 建国后，党政军领导人中的抗日战争老战士辞世，也伴以一些纪念性地名产生，例如：湖南汨罗市有“弼时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曾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湖南长沙有“贺龙体育馆”，张家界有“贺龙公园”（元帅贺龙曾任八路军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湖南衡东有“荣桓镇”（元帅罗荣桓曾任八路军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湖南长沙县有“光达村”（大将许光达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长）。

    在战争年代，陵园、墓碑等有形纪念物既耗费资材又易遭破坏，惟有用烈士之名命名地方最为便捷——无形却久远、深刻，无声更嘹亮、隆重。这些浸透英雄鲜血、寄托先烈忠魂的地名遍布天地之间，印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抗日战场的空前激烈、惨烈、壮烈……

                                                                               （摘自《中国双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