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我军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探索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前不久，胡锦涛主席着眼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把握我军建设的实际，适时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今后一个时期军队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加快中国特色国防与军队建设转型找到了突破口，为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在当前，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战略指导，科学的战略指导来自于对形势做出新的正确判断，并依据新的正确判断调整战略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性创新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正确判断国际安全环境，在做出全党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之后，又及时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思想是：军队建设要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解脱出来，以“精兵、合成、高效”为目标，以百万裁军为标志，走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东欧骤变”、“苏联解体”，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海湾战争发生，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江泽民同志对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进行了新的调整，提出军队建设的基点由应对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强军之路。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进一步加速,军队建设呈现出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质变期。面对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将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走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复合式发展之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来临，世界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新军事变革的方向、趋势日趋清晰化。从世界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信息要素在军事对抗中的核心效应日益显现。同时，我军在改革发展中，经过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已经基本奠定了转型的基础。然而,军队转型毕竟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过程，信息化建设从何处着手？军队转型从何处突破？转型路线图如何勾画？发展路径选在那里？战略指导需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具体回答。胡锦涛主席在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军队全面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后，又适时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从而，把“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现阶段任务和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具体化了。

　　毛主席在指挥打仗时有一句名言，要依据战略重心部署战役，依据战役重心部署战斗。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就是当前军队建设全局的战略重心，各部门、各军兵种部队，应当依据这个战略重心，去部署和安排“战役”、“战斗”。

　　近30年来，我军建设从走精兵之路，科技强军，质量建军，到体系建设，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承前启后，一脉相连的；是继承中的发展，前进中的创新，顺应了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

　　二、体系对抗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特征

　　一定时代的战争形态，实际是一定时代经济形态在军事领域里的反应；一定时代的作战方式，实际是一定时代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表现。机械化战争与信息化战争，虽然都离不开力量的联合与协同，都实行联合作战。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作为工业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以作战平台为中心，以“时间表”来协同参战部队的行动，是一种被组织、程序化协同方式；后者作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的联合，参战部队、兵员在共享“战场态势感”中，采取自组织、自适应协同方式。协同方式不同，两者的作战效益有着巨大的差异。与此相联系，机械化战争的作战方式，与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相匹配，是一种线式作战；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方式，则和信息时代的“分众化生产”相适应，是非线式、非对称的作战。从工业时代作战方式到信息时代作战方式的转变，就是基于信息系统的建立。

　　1982年6月的贝卡谷地空战，以色列的F15A、F16A战机，性能并不比叙利亚装备的米格23战机优越。相反，叙军战机上装备的R-23导弹，比以军的导弹还要先进。如果单机群较量，胜负很难判定。然而，以空军在E2C预警机的指引下，通过数据链接，构建了一个完备的空中作战体系，对只能“单打独斗”的叙利亚空军，实施了“一场绝望的屠杀”，取得了87：0的战绩，初步展现了现代体系对抗的雏形。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因大量使用了当代尖端武器装备，使战场条件、作战手段，以及对抗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鲜明地展现出来。从“爱国者”对“飞毛腿”的拦截，展示了美军体系对抗的概念内涵。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发射后，美国预警卫星立即探测到目标，并适时将信息传递到澳大利亚的卫星地面站和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中心。计算机系统通过数据运算确定目标弹着点，再经过卫星通信传到利雅得中央司令部前线指挥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指控中心，最后由这两个中心，控制和引导“爱国者”导弹，对“飞毛腿”进行适时拦截。整个过程是在瞬间完成的，虽然当时的作战效果并不理想，但清晰的预示出了体系对抗的发展前景。

　　在此之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体系破坏”、“结构破坏”、“瘫痪战略”、“节点打击”等新的作战思想应运而生。近年来，伴随着“网络破袭战”、“网络中心战”等概念的出现，战争理论迅速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军事家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已经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在军事对抗活动中，谁的体系更完善，谁能掌握信息优势，并能在即刻之间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行动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谁能达到体系作战能力的最佳集成，并能有效地破坏和瓦解敌方的作战体系，谁就是战场上的王者。

　　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看清“山那边的事情”，实现“战场透明”。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反应灵敏的信息系统。与此相关联，新军变革最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就是指挥控制系统的一次次变革，从海湾战争前的 C3I系统，到海湾战争后的C4I系统，再到“C4ISR系统，C4IKSR系统，整个变化过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透过指挥控制系统的变革，可以窥见出体系作战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今后，随着“全球信息栅格”的出现，将是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能力的又一次深刻革命。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基本特征是体系对抗；建设信息化军队，只能从构建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着手，从加强各作战单元的综合集成、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来展开。

　　三、基于能力建设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

　　“军队建设要以作战需求来牵引。”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那时的安全威胁相对单一，军队就是为应对战争而存在。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对手就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对手有什么样的手段就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一直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巩固国防、建设军队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当时，各国都能够较为明确的判断出自己的对手和威胁来自何方。因此，以“基于威胁”、“基于事件”，来确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牵引军队的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的，是必须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各国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威胁日趋复杂，不仅传统安全威胁多方位、多样化，而且各种非传统威胁也日益突出。各国基于政治利益和领土安全的单一对抗，逐步转变为基于主权、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和信息等的复杂竞争。进入21世纪，多种安全威胁并存的时代特征越来越突出。由此，军事任务也随之日趋多样化。

　　威胁来自多方向、多种类，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向、样式和规模变数很多，给判断主要战略方向，造成困难；给集中全力于主要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新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当我们着眼主要战略方向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建设时，战争往往从非主要战略方向发生了。当然，战略指导必须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无重点就无政策。同时还应当看到，战略指导的重要原则，是把握重心，关照全局，掌握临机应变的主动权。

　　处在多事之秋，面对多种安全威胁，指向性过于确定的建设思路，容易造成经济的巨大浪费和反应举措的被动。在认清时代特征，明确潜在对手的前提下，“基于能力”建设，由于更强调自主性，更注重灵活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战略选择。

　　“基于能力”建设，应区分一般军事能力和核心军事能力，我们必须抓住核心军事能力。核心军事能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工业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打击力和机动力；信息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信息力和结构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主要在于提升我军的信息力，争取信息优势；强化结构力，打造作战体系的稳定性和抗毁性。这既适应了信息时代基于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抓住了我军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短板”。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必然带来战略评估的新变化，带来战斗力评估的新变化。我们分析作战对手的作战能力，不能只看他的飞机性能，坦克性能，航母编队的规模等，更要看他的数据链的性能，作战体系的可靠性、抗毁性。评价部队的建设质量，战斗力标准的外延与内涵，都应当做出新的调整。

　　比如，如何评价最近美国63.92亿美元对台军售对台军作战能力的影响。我们在关注“爱国者”—3型反导系统等硬装备时，更不可忽视价值仅3.4亿美元的60套MIDS-LVT终端（其中机载35套、舰载25套）。这些终端，已使台军完成了从要素加强到体系构建的质变。利用这些终端，结合此前售台的E-2T型空中预警机，台湾地区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以LINK-16数据链为骨干的 C4IKSR系统，使台军基本能够实现与美军的信息融合，构建起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 从而使台军的体系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四、把综合集成作为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法

　　钱学森院士曾经指出：“综合集成是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现代军队是由众多的分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推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方法就是综合集成。

　　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初期，由于体制资金技术条件限制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制约等，烟囱式的发展阶段，似乎有着历史必然性。美军截至上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拥有250个财务信息系统，300多个物资管理信息系统，680多个情报系统，以及数以千计的指挥控制系统，200多万台计算机和1万多个局域网。随着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烟囱”的大量存在，造成了体系条块分割，要素重复建设，系统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严重制约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在新军事变革中，美军提出建设“系统的系统”，也就是按照综合集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推开了体系建设。

　　从理论上讲，“后发国家”和“后发军队”有前辙之鉴，应该避开“烟囱式”发展阶段，但从实际情况看，避开是困难的，只能使这一发展阶段缩短。“烟囱式”发展阶段，也是信息化的文化培育阶段。假定一个农业社会的人，突然走进信息社会，他会感到事事不可思议。因此，当反思我军信息化建设走过的路程时，应当更多地看到积极的方面。

　　用综合集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军事体系建设，重要的是把信息链作为整个军事体系的融合剂，整合平台和系统，构成无缝隙链接的信息化军事体系。这里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综合集成的首要工程是标准化。没有标准化，即不会有现代化，也不会有信息化。标准不统一，即使各个系统能够实现物理链接，也不能互联、互通、互操作，众多的“烟囱”难以拆除。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科学专家李国杰，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说：我们进行信息化的时候，可以回头看一看西方国家电气化的过程。当年，伦敦市的电线密密麻麻，每一条电线归一个公司管。没有统一的电压，也没有统一的频率，互不联通。后来政府介入，从统一“标准”开始，逐步建成一体化的电力系统。所以说，信息化首先是标准化。

　　二是综合集成的关键工程是蓝图设计。信息化需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部队官兵的积极性和统帅部的积极性。这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设计，分工去做。避免各行其是。通过采用统一的路线图，按照从体系、系统到要素，再从要素、系统到体系的顺序发展，提高效益，减小阻力，防止出现推倒“旧烟囱”，盖起“新烟囱”的情况。

　　三是综合集成的核心工程是指挥控制系统。指控体系是信息化战场的神经中枢，区分和协调作战力量使用，影响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的及时性。如果指挥系统硬件接口不统一、软件不兼容、功能不衔接等问题，就会影响指控体系的集成度和指控效益。所以，突出抓好指控系统由分散独立向综合集成转变，加速以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的指挥手段一体化建设，实现指挥手段的质变、指挥效能的跃升；突出抓好从分散建设向系统配套建设转变，把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监视、侦察、预警、打击、计算机等分系统，作为一个体系来统筹，实现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突出抓好从偏重常驻地区指挥手段建设向野战化指挥手段建设转变，形成野战与固定结合、有线与无线互联、远中近互通、声音图像数据并用、指挥命令实时下达的一体化指挥体系。

　　四是综合集成的难点工程是打破利益闭垒。综合集成不单纯是技术的集成，还关联到结构的调整、系统的集成。打破利益闭垒，就是调整和优化结构，变局部利益为整体利益，避免“各打各的算盘”、“相互伸腿”的状况，真正实现建、战、训、管、保的体系集成。

　　军队信息化建设与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原有机械化军队的体系结构内，嵌入信息技术的过程，这只能在战术上提高军事效益；后者则是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引下，借助信息融合，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可以从战略上提升效益。改变组织结构，实际上就是对军事体制的改革。信息系统建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才可能最终建成信息化军队，形成最大化的体系作战能力。

　　五、以体系建设描绘出我军转型的路线图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称之为“战争阻力”。他认为：“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战争有阻力，军事变革、军队改革也有阻力。围绕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牵引军队转型，是一个不断克服重重阻力的过程。战争中的阻力，多是来自敌方；军队转型中的阻力，往往来自于旧的体系、制度、文化以及自身的习惯势力。克服和避免这些势力的主导，实现军队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能逐步推进，积小胜为大胜。但不能仅凭感性认识，走一步说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全局在胸，明确战略目标，在军队转型路线图的指导下积小胜为大胜，才具有真正的积极意义。

　　路线图就是动态性的战略规划系统，重点是确定核心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路线图的两大特性：一是能按照逻辑顺序，规划线路，逐步推进。二是在大方向的指引下，可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线路。

　　描绘科学可行的路线图,需要遵循中国谋略学中的“最大预期原则，最小阻力原则”。最大预期即战略目标的科学定位；最小阻力即选择一条最容易走近目标的路线。军事变革最难的是体制，是结构。信息系统建设的规律，是尽量减少节点，保障信息流的畅通。我军经过10多年的信息化探索和文化积淀，对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应该很容易形成战略共识。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对人的因素要求更高了。人不是作战体系的附属品，而是作战体系的驾驭者。随着军队信息化的进程，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没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力建设不可能科学推进；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没有基于信息系统的严格训练，就驾驭不了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军事变革的关键是变革人，人才建设当务之急。军队转型路线图，既涵盖着技术路线图，包括武器装备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构调整框架；又包含着指挥体制调整战略、军事训练转型战略和文化与人才建设战略，是统筹国防和部队全面建设的顶层设计。

　　展望未来，2020年前后，是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时间节点。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瞄准这个节点筹划自己军队的转型。为此，都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朝哪里转，对未来10到15年的目标必须做出比较清晰的框架描述。二是选择什么道路转，这个过程需要经历几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指导。三是采用什么方法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保障。四是转型过程的资源投入。五是当前工作的切入点定在哪里。学习胡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转型才可能不停留于空谈，变革才可能少走弯路。时不我待，势在必行。目标已经明确，航道已经开通，新时代的军人应当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