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世界军事领域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军事理论创新能力的竞争，谁拥有卓越的军事理论创新能力，谁就能够把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思想决定观念，观念引领行动。只有时时处处将军事理论的思维浸润在创新的大海中，才能于急速变迁的大时代中破浪前行。

    往事如烟。“马其诺防线”没有阻止住德军的闪电攻势，却羁绊了法国军事思维前进的脚步；“萨达姆防线”没有挡住美军的“左钩拳”，却成了伊拉克军队“蒸发”的见证。世人常讲，军事实践之树常青，但这棵常青树上的硕果只属于那些具有理性觉悟，能推动军事理论又好又快创新发展的国家与军队。

    当今，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实践-技术-理论”，还是“理论-技术-实践”，从“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到“打什么仗设计什么武器”，世界正进入“战争设计”与“设计战争”并存的时代，而其中军事理论愈来愈成为战争“设计师”的重要角色，正像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要以企业家的方式发展军事能力，战争需要什么，我们就建什么样的军队”。近年来，美军军事理论一直创新不断，并通过这些创新理论导引军事技术发展、更新武器装备、调整体制编制、完善政策制度、改革军事训练，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某种意义上也保持了其军事变革“领头羊”的地位。

    军事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时代进步的土壤，尤其要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当前，网络信息交换与传递技术、传感与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天基监测与导航定位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为新型军事力量破茧而出提供了契机。美军提出：要像上个世纪30年代的德国军队利用坦克、飞机和无线电通信创造“闪击战”那样，从新技术中产生新思维，用新思维创造新理论，再用新理论构建新军队，最后用新军队实施新战争。并要求在进行理论创新时，不仅要发挥现有技术的全部能量，还要考虑新技术在未来10－15年的潜能，作战理论要预留发掘未来技术潜能的余地，使军事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

    正因如此，冷战后美军的每一次海外用兵，都可谓是一种新作战理论的实践。海湾战争突出反映的是“空地一体战”和“非线式”联合作战理论，科索沃战争采用了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接触”联合作战理论，阿富汗战争则采取了“全频谱支援的特种作战”理论，伊拉克战争又集中实践了“先发制人”和“快速主宰”作战理论的成果。

    他山之石可攻玉，怎样于“世界型”中创出“中国式”，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严肃话题。

    面对外军花样翻新的军事理论，我们要保持高度清醒冷静的头脑，既要密切关注、仔细研究、汲取优长，又要理性思辨、稳住阵脚、扬长避短。要知道，指导战争的具体理论和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发展的，但人类认识战争、解剖战争的科学方法却有着自己的规律性。时至今日，人类的战争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下去：永远不存在包打天下的军事技术，也永远不存在无往不胜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曾多次告诫全党，要“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某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从美军至今还流传着“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美军对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瑰宝——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视与敬畏，这从一个侧面反过来提醒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昨天的苦难辉煌，对于前辈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战争指导与指导战争的宝贵精神财富，站在信息化朝阳中的我们应该如何为之注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元素，完成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当现代战争已由“大吃小”向“快吃慢”嬗变时，实现理论创新由机械化军事思维向信息化军事思维的“思维转轨”就成为必然。我们应不断推进军事理论生成方式的变革，加强军事理论研究的虚拟手段开发和实验室建设，建立和完善与国家战略任务相适应的军事训练基地，大力增强军事理论的实证力度，以创新的军事理论来弥补我军“硬件”上的某些不足，改善人与武器的结合效能，用军事理论创新的“思想闪电”引领我军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宏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