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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作为“十二五”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线,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涵盖军事理论创新、武器装备体系完善、编制体制调整、官兵科技素质提高和军事训练转变及科学管理等各个方面。而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途径。
●真正确立以“融合”促“转变”的战略支点,必须树立“大体系”、“大集成”、“大保障”等新理念,必须以民用科技的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的技术基础,必须以融合促进的新手段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难题。
胡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把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党深入探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和军事活动规律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特点规律的认识结晶。深刻认识这一科学论断的时代根据,有效突破制约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主要瓶颈,对于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必须依靠军民融合式发展
当今时代,通过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途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两种战争形态的基础截然不同
在机械化战争时代,飞机、坦克、军舰是完全独立于民品之外的,“大炮”与“黄油”的矛盾十分尖锐。就像列宁所指出的,要塞和军舰,这些东西在国民经济中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
现代经济技术发展改变了这一状况。据统计,一战时期,武器装备研制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不到20种;二战时期,扩展到160种左右;而到海湾战争时期,已达到了上千种。今天,构成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所涉及的资源,则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使创造财富的方式与军事活动的方式深度融合。可以说,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根基已深深植入经济社会的全部。这种情况下,只有科学运筹使用国家、社会的全部经济、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源,才能真正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尤其深刻的技术根源
在历史上,军用技术一直领先于民用技术。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开始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则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
当前,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具有高度的军民两用性,民用领域的高新技术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同时列出的关键技术中,有80%是相通的。俄罗斯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0%以上。据国外专家估计,美、英、法、德、日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高新技术,80%~90%来自地方企业,10%~20%来自军方的科研院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10多万家,许多企业在新材料、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超过军工企业。只有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才能赢得战略优势,为战斗力生成获取领先时代的强大技术力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有一种要求融合的“天性”,即打破各部门、各领域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发展格局,通过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生产力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在这一环境下提升战斗力,最经济、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的都实行社会化保障,实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服务保障、国防动员,以及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建设等领域的军民融合式发展,从而实现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同步提升。
●各主要国家的共同做法
近些年来,各主要国家极为重视把国防和军事需求融入国家建设总体布局中,在武器装备研制、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和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军民兼容发展。
在信息化建设上,美、英、日等国军队80%以上的技术,来自民用信息系统。
在军队保障方面,军事外包成为主要方式,凡可由民用企业承担的后勤保障和装备维修业务,都通过招标由民营企业承担,军方只是“最挑剔的买主”。
军队人才培养方面,美军在数百所地方院校设立后备军官训练团,培养70%的初级军官和30%以上的高技术人才。北约各国近90%的军事技术人才都毕业于地方高校。俄罗斯等国在地方医学院设军事医学系,在财经院校设军事财经系,培养军队所需人才。
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主要国家通过立法贯彻“高速公路与军事快速通道相结合、服务区与兵站相结合、隧道与隐蔽工程相结合、高速公路与飞机跑道相结合、高速枢纽与战储基地相结合”的原则,军民融合呈现出全方位、全要素发展趋势,战斗力生成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
■牢固确立以“融合”促“转变”的战略支点
要使军民融合真正成为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强大“推动器”,必须突破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诸多瓶颈,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制度化、常态化。
●以融合共享的新理念,引领现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近年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想已深入人心。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传统思维定势依然存在。有的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看作彼此分割的两个体系,没有完全跳出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自我保障的误区;有的把军队作战能力生成看作国防和军队自身范围内的循环,不愿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开辟战斗力生成新途径。这都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事实上,经济社会信息化浪潮加速发展,生产力发展与战斗力生成的互动性空前增强。当然,更深入地看,转变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理念的实质是转变利益观,在整个国家利益平台上整合利益关系。这对军地双方都是挑战。对国防和军队意味着,有些军工行业将失去垄断地位,有些军队岗位将由地方人员担任,我们甚至还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本熟悉的工作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需要追加投入,可能还会增加工作量和风险,甚至会与很多局部利益产生摩擦。因此,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拓宽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视野,确立并形成基于信息时代发展、开放、共融的时代思维。
●以民用科技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技术基础
从战斗力生成模式演变的历史规律看,往往先是科技创新引发武器装备革命,然后才有作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但目前,世界军事变革先行国家已逐渐放弃了按照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等产业划分的传统方法,基于“作战效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美国在《国防工业基础转型路线图》中,把作战需求划分为作战空间感知、指挥与控制、兵力运用、兵力和本土保护、聚焦后勤、网络中心战等6大领域,用新的作战能力生成把工业供给和战场需求统一起来,加速形成了跨军兵种、跨作战平台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已形成一定的科技研发能力,积累了雄厚的科技基础,许多民用高科技实力已超过传统军工部门,军民融合式自主创新的战略潜力日益显现。但是,目前我国获准进入国防科技工业的民营企业数量和比重却很少,在卫星资源、大气与空间环境预测预警,以及空域、海域、电磁频谱等领域,仍存在军地各部门各建体系、自我发展的问题。
“十二五”是我国依托军民融合式发展,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时期。要在发展重大先进武器装备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必须进一步清除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进入障碍,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才能在一些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技术领域实现根本性突破,真正用全国最优质的资源和军民共用的经济技术研制先进武器装备。
●以融合促进新手段,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难题
世界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较顺畅地突破军民深度融合的瓶颈,使体系作战能力生成步入稳定、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国家层面的立法促进与强力助推至关重要。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把改革的内容、机构职责划分、权力分配、工作机制等固化到法律条文中,使改革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刚性,避免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等现象的发生,从而为军民融合生成战斗力扫除了一系列体制性障碍。
现阶段,我国以“融合”促“转变”,总体上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进,政府的计划主导和行政强制较多,法制规范与市场激励则不足,难以最大限度激发相关主体主动谋融合、促转变。特别是随着国家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主体更趋多元,利益格局日益复杂,一些涉及军民互动的管理体制、军地协调等重大体制性难题,一时还难以根本解决。“体制动不了用机制补”的惯常思路,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甚至会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将军民融合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且提出了“国家主导、制度创新、市场运作、军民兼容”的发展原则。由此再进一步,制订并实施军民融合专项立法,对推进军民融合的一系列重大原则、体制和方向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将有助于理顺各种涉及军民两大体系互动的诸多重大利益关系,使军民融合成为推进现代战斗力生成的强大推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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