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军队构建联合作战体系、建设联合文化，主攻方向是克服军种本位，给军种“削权”。而我军情况不同，我军的合同作战体制还没有达到完整、成熟的水平。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构建联合作战体系、培育联合文化，面临着既要提高军种地位又要防止军种本位的双重任务，这与西方军队存在很大差异。

    联合文化是军队所有团队和成员统一形成的关于联合作战的理性认同、价值追求、情感趋向和行为习惯，是联合作战的重要基础支撑要素。培育联合文化，是当前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一个新课题，更是我军构建联合作战体系、提升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一个实践推手。

    ●联合文化的本质是军事组织重构的思想表现

    联合文化根植并服务于联合作战实践，源于军种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演变。1991年美军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指出：“联合文化是所有军队的共同法宝，是军事职业化的精髓”。1991年，美军率多国部队在海湾遂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联合作战，军种间的协同和支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后来发生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军队均沿用这一模式，“无战不联”的作战推动着联合作战不断走向成熟，而联合文化正是在联合作战发展演变的实践平台上滋生壮大的。

    联合文化的直接功能是化解军种组织冲突，本质是反映和引导军事组织重构。任何国家军事组织，都下分为多级分组织。分组织与大组织总体上是统一的，但基于组织在使命、权力、荣誉、发展等事项上天然具有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因而克服分组织各自为战倾向，增强组织统一性，就成为军队建设的重心之一。在陆海战争时代，军事组织的内部冲突主要围绕区域组织产生，陆军和海军由于战场区隔，相互间冲突并不突出。但进入近代，在滨海作战和登陆作战中，二者由于出现任务的时空交集，往往也引发冲突。空军诞生后，由于其功能深度延伸进陆战场和海战场，任务与陆军海军高度交集，军种之间、军种与领帅机关之间的矛盾变得复杂激烈起来，焦点集中在任务、指挥权、军种荣誉、行动协同等问题上。一个世纪以来，军种冲突一直伴随三军体制发展而发展，延续至今。各国军队为化解这一冲突，采用了硬软两手：硬手段，就是成立联合领帅机关和指挥机关、完善军种权力配置、统一任务分配、明确组织协同关系等。软手段，就是通过条令引导和理论指导，配合联合教育训练，在全军培育联合共识。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联合文化的核心内涵是确立联合使命观、价值观、行动观和能力观。杜黑明确指出：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的目的也是不可分割的。三个军种“需要完成同等重要的职责，需要执行同等重要的任务，赢得同等的荣誉”“应把各军种都看作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美军一系列条令文件，提出了“联合部队”“联合职能”“联合行动”和“联合能力”等系列新概念。可见，联合文化是超越军种的新型组织文化，它基于合成组织形态提出关于军队建设和运用的一系列认识和主张，其本质是军事组织重构的思想表现。

    ●我军联合文化培育土壤存在“三优”“两弱”“一特”

    我军建设联合文化，既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有一些先天不足。只有把握住国情军情，才能保证联合文化建设方向明确，落到实处。

    “三优”。建设联合文化，我们当有足够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优势。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确立了党委对部队建设和作战的绝对领导权，为保证军队的集中统一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建设，我党通过强有力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完成了中国军队的现代精神转型，塑造出一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信仰坚定、精神强大、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新型武装力量。在新的时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仍然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是构建联合作战体系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建设我军特色联合文化的灵魂。二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优势。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来具有思想统一、意志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一的显著特征，与山头林立、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武装割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兵团作战、新中国成立后诸军兵种整体建设和运用，我军始终保持着高度集中统一的优良传统。这一特质，成为当前构建我军特色联合文化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三军同源的组织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军创建了海军、空军。20世纪60年代，又组建了第二炮兵。如何驾驭合成结构的新型武装力量，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课题。但我军从起步伊始就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各国军队普遍遇到的难题。其经验就是，用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组织模式组建新军种。空军在初创时期确立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并将陆军优秀人才作为空军部队的骨干和核心。在建军思想和原则方面明确提出，“任何强调空军特殊或表现空军突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无论是人民空军还是人民海军，成立以来，正是由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才不断成长壮大。我军以陆军为基础建设其他军种的独特模式，使合成军队体制从一建立就扎根在统一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之上，这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军种建设重走其他国家军种倾轧之路，还为当前我军推进联合作战实践和培育联合文化，预置了养料富足的土壤。

    “两弱”。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建设联合文化，我们面临的条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山头主义”糟粕。几千年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形成了画地为牢、自闭自大的民族心理基因。战争年代，面临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在我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全民同心，共战强敌。但到了和平时期，战争压力减退，生产生活转入常态，利益诉求多元化，“山头主义”基因便容易复活滋长。反映在军事领域，在各级、各领域、各军种，不同程度地存在部门本位、小团队本位等问题，这对构建联合作战体系形成了文化障碍。二是联合作战实践严重匮乏。我军拥有统一控制地域军事组织的高超能力，但在统一控制军种组织方面缺乏足够历练。我军建立合成军种体制后，真正的三军合同战役，仅进行过一次，即1955年的解放一江山岛战役。虽然几十年来进行过多次合同作战、联合作战演练，但毕竟不是实战。我军推进联合作战，缺乏实战的体验、锻炼和检验，是一个明显的软肋，这同时也造成我军联合文化建设缺乏厚重的实践底蕴。

    “一特”。我军联合文化建设的体制背景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认识。以美军为例，西方国家军队自近代以来，长期保持的体制结构是“大军种小总部”，军种倾轧、军种挑战总部是这些国家军事领导人倍感头疼的大难题。1947年美国成立国防部，欲统一驾驭因二战战功极度膨胀的三个军种。但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弗雷斯特尔跟军种几番打拼下来悲叹，他无法“有效控制军种斗争，也不能解决各军种在预算、武器、战略计划以及任务使命方面的矛盾”。被视为“联合作战出生证”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其实是历经两年争吵，靠国会力压军种才最终获得通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西方国家军队构建联合作战体系、建设联合文化，主攻方向是克服军种本位，给军种“削权”。而我军情况不同，我海空军建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战绩、传统、荣誉、地位等各方面都不能与陆军相提并论，我军的合同作战体制，还没有达到完整、成熟的水平。我军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构建联合作战体系、培育联合文化，面临着既要提高军种地位又要防止军种本位的双重任务，这与西方军队存在很大差异。

    培育我军特色联合文化，应当全面审视建设条件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既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果断扬弃不良基因；既广泛吸纳外军有益经验，又不简单照抄照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军事文化底蕴，同时又紧贴时代发展、应时而动的联合文化。

    ●联合培育是联合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以联合研究为引领。联合作战理论是联合作战的实践指南，也是联合文化的知识内核。杜黑早就指出：“新的战争学说应以诸军种合成使用为基础”。构建联合作战理论，绝不是某一部门或某一军种的专利，而是三军共同的责任和权力，没有三军平等的共同参与就不会形成真正的联合作战理论，也就没有真正的联合文化。我军当前应统一组织各军种力量，共同研究联合作战顶层理论、基础理论和军种运用理论，为联合文化注入丰富的科学内涵。

    以构建联合领导文化为重心。联合作战的核心是联合指挥。只有构建超越军种立场、谙熟联合作战规律、理解各军种作战、具备联合指挥能力的指挥领导机构，才可能遂行联合作战。这就要求，领导机关要担当和履行好联合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不仅要严密组织、科学指导联合文化建设，还应率先树立联合作战理念，培育大局观，全面了解和深入理解各个军种，充分尊重军种专业性，形成科学遂行联合指挥、联合领导的自觉行为，构建起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领导文化。

    以联合教育为前导。杜黑早就发现，在传统军种体制下，“陆军的学员主要谈论陆军；海军学员主要谈论海军，空军学员则谈空军”的现象十分突出，认为这一问题严重阻碍“总体战”的实施，呼吁各军种军官“密切地和真诚地接触”，使“每一方都了解和认识到其它军种的真正价值”。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军应大力强化构建初中高级联合教育体制，在全程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同时，全程积淀联合文化的底蕴。

    以联合训练为平台。我军缺乏联合作战实践，在联合训练实践中培育联合文化尤显重要。应本着积极稳妥的态度，上下同力，加快推进联合训练。领率机关应健全联合训练组织领导机构，完善联合训练规范，加强对联合训练的组织和指导。军种应坚决贯彻领率机关战略意图，不断增强联合训练的主动性，在同场练兵中，增进对兄弟军种的了解，协力探讨解决共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荣誉与能力增长的“获益”中，培育“以联合作战胜利为胜利”的联合价值观，形成服从联合大局、服务联合大局的行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