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5日，美国再次发表《涉华军事力量发展报告》，6月16日、18日神九飞天并与天宫一号对接，也引起美、日、韩等国的嫉妒和新一轮“中国威胁”的论调。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最初，中国觉得这是由于对外解释不够造成的，因此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和范围，但若干年过去了，有关“中国威胁”的论调依然大行其道，不时甚嚣尘上。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坚持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对外部表现出足够的宽容与耐心，中国就一定能够打动国际社会，最终实现和平的崛起。这既是中国的郑重承诺，也是中国坚定信念。然而，跳出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外界关于“和平崛起”存在如此大的认知差异，而我们的真诚是否真的能够打动国际社会呢？

　　第一，中外关于“和平崛起”的认知重点不同，是造成“中国威胁论”无法根除的重要原因。对于“和平崛起”概念，中国与外界的感受和关注点完全不同。对于中国来说，它强调实现“崛起”（后改称为“发展”，但二者实质内涵一样）的方式是和平的，而非战争的，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对于外界来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崛起，只要是一个大国的崛起，就必然给国际体系带来变化和冲击，这客观上构成了中外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认识视角。至于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其重要性倒是次要的。可以说，只要中国持续发展，就会持续拓展海外市场、继续增加能源进口、不断积累财富和发展军力，西方等国家的原有市场与能源份额就会相应减少，中国大量的财富和强大的军力最终会改变国际权力架构态势，使它们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支配。这是它们内心最为恐惧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最大的受益者西方来说，中国发展和做大做强就是对其秩序的威胁，而“中国威胁”的消除根本上在于中国经济的停滞、异化甚至崩溃，国家的分裂、解体，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垮塌。毫无疑问，这些情况必然是中国政府竭力避免和坚决防范的。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这种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导致中国无论怎样对外宣传，都无法获取国际社会对“和平崛起”的真正认同。

　　第二，由此可知，实现和平崛起不应是中国“单相思”式的一厢情愿，而必然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力量战略互动的结果。概括来看，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坚持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理由在于：一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面临艰巨复杂的国内问题；三是中国拥有“和合”文化和防御性战略传统；四是由中国汲取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不会重蹈“舰炮政策”覆辙；五是中国军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至少 20年，无力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应该说，这些观点言之凿凿，但是其关照的主要是己方的意愿和能力，忽略了国际体系接纳中国持续发展的意愿等外部因素。无疑，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一群富裕文明的人民，对国际社会最起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是中国如何说服西方，从本身意愿和最终结果上真正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中国自身努力，还在于中国能够实现与美国的良性互动以及能否充分利用合适的外部因素。从根本上说，预测中美之间互动结果是危险的和不可靠的，其正如摩根索曾指出的：“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使得简单的解决方案和可靠的预言成为不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综合实力发展得越强大，美国自身遇到的国内外麻烦越多，中美之间越可能实现良性互动，中国越可能和平崛起。

　　第三，处于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切记不要把个人层面的道德与国际层面的道德混为一谈。从目前中国把和平崛起描绘成自身一种道德诉求来看，我们对于国际政治游戏的规则了解并不深。当今国际政治是西方国家在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拥有迥异文化背景且新近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来说，关键要区分两种层面的道德标准。即个人层面的道德标准是仁、义、礼、智、信，而国际政治层面的道德标准是以领土、主权、统一、安全与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个人有权利为道义原则而献身，国家却无权为道义原则而牺牲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利益。领导人的道德水平取决于是否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实现某种抽象的道义目标。

　　总之，中国在与外界沟通时显然需要用外向的而非内向思维思考自身崛起的意义，要懂得东西方关于国际政治的道德逻辑错位，努力避免国家按照个人层面的抽象道德原则行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主观愿望以及单方面的表白与诚意，更在于他者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保障来自自身捍卫和平能力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