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是经济抵制运动的一种，目标为日本生产的商品。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由民间或政府策动，抵制日货的呼吁或行动，当中包括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以及战前的美国等等。

　　1908年澳门“二辰丸案” 中国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浪潮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2月，日本轮船二辰丸为澳门广和店华商谭璧理偷运枪支弹药，将神户辰马商行的步枪2000枝、子弹4万发自日本私运往澳门。2月5日上午，“二辰丸”在澳门路环岛附近海面被清朝广东水师巡视船四艘截获。日本政府和澳葡政府先后都声称，“二辰丸”所航行的水面是葡萄牙的领海，且经过葡方允许。日本政府提出，船上原有日本国旗，被广东水师擅自撤下，因此要求清政府必须归还船只、谢罪道歉、赔偿损失与严惩祸首。英国人赫德也站出来干预此案。2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清朝发出抗议照会，葡萄牙公使柏德罗（Martinho de Brederode）也于2月18日照会清廷外交部，指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并有碍葡国主权。清朝多次和日、葡交涉，无效。

　　3月13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向清朝外务部提出5项要求：立即放回二辰丸；放船时，清朝兵舰鸣炮示歉；被扣军火由清朝购买，货价21400日元；处置相关官员；赔偿损失。最终，清廷于3月15日表示全部接受日方条款。

　　这一事件发生后，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都无比愤慨，3月19日民众在广东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号召抵制日货，并强烈要求政府与葡萄牙划定澳门界址。

　　清朝与日本达成杜绝军火走私澳门共识，且透过此模式请英国禁绝香港军火走私，更主动与各国签定《改订枪弹进口新章》，借此条约规范外国在华走私军火。除此之外，外务部在事件落幕后与葡萄牙勘查澳门界址，进而设置军队驻防，巩固中国对澳门的控制权及领海权。

　　1915年全国反对“二十一条”、爱国储金、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

　　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秘密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1) 承认日本继承德国侵占山东时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 将租借旅大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以及居住、经营工商、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特权；(3) 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给或割让给其他国家；(5)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军械半数以上应采自日本，或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允许日本建造湖北、江西、广东之间重要铁路，以及在福建投资、筑路、开矿的优先权。如果“二十一条”实行，中国就要沦为日本的附属国，中国的主权将丧失殆尽。

　　2月以后，此事逐渐泄露，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3月18日，上海总商会和工商各界首先作出反映，在张园举行有3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提出抵制办法6条: (1) 通电政府请维持国家体面，力保利权；(2) 组织中华国民请愿会，共图救亡方法；(3) 通电各省组织请愿分会；(4) 抵制日货；(5) 组织民团募集经费，以备不测；(6) 创办一种白话报，作为宣传机关。全面部署了国民的反日救亡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各地商会纷纷通电表示坚决不承认“二十一条”，愿以全力支持政府抵制日本的侵略行为。到3月底时已有安东新义州中华商会、上海出口公会、广州总商会、粤省商团出口洋庄商会、日本大阪中华商会、山西总商会、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杭州总商会、山东总商会、安徽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古巴中华总商会、小吕宋中华总商会、南宁商会联合会、长沙总商会等15个商会，先后发出通电。

　　除了发通电表态之外，许多商会陆续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抵制。4月初，上海总商会议董宋汉章、虞洽卿、钱达三、王文典等开始筹议发起“救国储金”活动。8日，“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成立, 推举虞洽卿、朱葆三、贝润生等37 位总商会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临时办事员。数日后又推举虞洽卿为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设总事务所于上海，设分事务所于各省各县及海内外各商埠，预定募款5000万银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

　　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之前作出满意答复。这无疑给已经兴起的商会和工商界的救亡活动火上加油。12日，北京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通电: 政府让步讲和，权利丧失，国几不国，今请自本年5月7日之始我 4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尽，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号召全国各商会发动工商界参加这一救国运动。

　　此后，救国储金活动在全国各商会的响应下迅速兴起，到8月底，全国各省已成立救国储金机构299处，其中120处已认报储金640余万元，有54处已实收储金202万元。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储金活动，9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储金团代表联合大会。到会代表51人，成立全国储金代表联合会，推虞洽卿为会长。会议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进行办法，通电要求各级政府、报馆、商会、储金事务所极力进行；修改了储金团章程，强调自主支配储金用途，增加储金作制造厂之用的规定。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储金活动，虽为防止袁世凯盗用储金作为复辟帝制经费而被迫退还和解散，但是亦已显示了商会和工商界试图自行担负起挽救国家利权重任的意图。

　　商会在发起和领导救国储金活动的同时，还发起和领导了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3月中下旬，上海商界首先集会讨论抵制日货之事。继而各地纷起响应，不及旬日之内，广东、无锡、松江、福州、安徽、烟台、营口、济南、长春、厦门、汉口、芜湖、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团体，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4月以后，又有长沙、湖州、哈尔滨、昆明、沙市、天津、奉天、重庆等地的商会相继而起。一个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很快形成。

　　提倡国货运动与抵制日货运动相辅而行，同时发起。3月中旬，上海总商会议董虞洽卿发起成立“劝用国货会”，通告各帮董事分别召集各同业，开会劝用国货。于是上海的宁波帮2788家、广肇帮2607家、潮州帮1916家、洞庭山帮907家、苏州帮866家，均签字一律改用土货。山东、福建等帮，亦四出劝导，一致进行。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会，亦相继而起。到5月7日以后，湖南、河南、汉口、盛泽、温州、武进、天津等地的商会，也相继发起了提倡国货运动。他们或组织国货维持会，或成立劝用国货会，或组建国货负贩团，或设立国货专销机构。与抵制日货一样，提倡国货运动也以一日千里之势，很快普及全国。

　　在这次抵制“二十一条”运动中，商会和工商界的爱国主义观念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广州总商会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久，就立即通电指出: 日本的条件，显然是依恃强权，实行侵略政策，事关国家存亡，万难退让。北京总商会也通电指出: 日本企图强夺我之生命财产，以灭我国家而供其贪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全国商会联合会还在其会报上发表题为《爱国》的社论，警告社会各界: 当此危急之间，如果朝野上下，还不振作奋发，亡国就在眼前! 在救国储金活动中，救国储金会还编写了一首这样的救国储金歌: “救国储金，国民责任应当尽。吾爱吾国，吾尽吾心。解囊者热忱，慷慨输将。勿稍退让，巨款立成。设兵工厂，练海陆军，百业振兴。凭此实力，御外侮，谁敢侵。”以此动员社会各界捐款加入救国储金。《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还转载了这首救国储金歌，使之流行于全国。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中，劝用国货会在《时报》上刊登一则劝用国货通告说: “从此大家快苏醒快苏醒，劝到万众要齐心要齐心，那怕我国国货不流行，那怕我国财政不充盈，那怕我国屈服于强邻。”

　　在商会和全国各界的强烈抵抗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终于受到抑制。

　　1919年广州五四运动：抵制日货 唤民觉醒

　　1919年5月4日，北平约3000名学生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歧视及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而集会，举行示威游行。5月11日，以学生为主力的数万广东各界爱国人士在东园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广州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几乎全体参加。

　　当时，国会议员以及各团体领袖纷纷登台演说，每说到外交失败、亡国惨痛之处，台上台下群情汹涌，痛哭流涕，齐声高呼：“杀国贼！”演说完毕，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

　　12日—14日，广州各校相继罢课，随后各学生团体陆续发出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并追悼遭军警打死的粤籍北平大学生郭钦光。

　　6月初，京、津、沪派代表来广州介绍北方爱国运动，广州学生积极响应。至6月13日，20多所参加运动学校的代表开会商讨联合行动，6月17日成立中上学联。

　　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后，桂系军阀加强对广东政权控制，广州学生与各界民众向军政府请愿但遭镇压，随即全城学校掀起总罢课。

　　抵制日货是此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据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6日报道，“粤省学生大会各干事，已商定于（五月）二十九日联合大游行，以唤起社会国家观念，及购用国货之决心。

　　邓曾骧在《广州学生五四运动记》中描述，“7月16日，我们检查队在西堤省港船码头外检查日货时，警察游击队（即公安队）闻风驰至，勒令解散，并用枪托殴击学生。”

　　检查日货和示威游行的斗争中，因与军警搏斗受伤致死者有范曾养等4人。10月中旬，爱国学生在八旗会馆门前旷地举行追悼大会，群情激愤，再度展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先施公司门前，突然出现大批军警，挥舞刺刀枪托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乱撞乱刺，逮捕学生代表11人。3天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时政府不得不将囚在公司内的学生释放。

　　11月，广州学生界决定11月18日至12月16日进行为期1个月的罢课斗争，迫使当局妥协。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报道，“广东抵制日货运动坚持的时间较久，取得一定的效果……6个月来日货进口减少50%。”

　　学生们的行动同时激发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至当年7月13日，广州机器厂工人、电灯局、电力公司工人、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工人、自来水厂工人以及人力车夫等，陆续宣布罢工，整个广州城缺水断电，交通阻塞，至此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局面形成。

　　1920年底，广州五四革命运动强烈的斗争形式从此结束。（环球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