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抉择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四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研究员 孙艳红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习近平

抗日战争，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中国牺牲大，代价大。

因为，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在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经过浴血奋战取得的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追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凝聚全国经济实力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竭尽全力支前保障的胜利。

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武器装备和战争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世界战略格局加速调整，中国在全世界的瞩目下稳步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铭记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昭示未来。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探寻抗日战争对今天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启示，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国家经济实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

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两千多年前，先秦政治家商鞅就说过：“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毛奇提出，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小规模的王朝战争，而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全民性和总体性，战争胜负更加紧密地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根基不牢。因此，战争一打响，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就出现了地动山摇的态势。

抗日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差异极大。在经济实力上，日本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80％；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城市中。

1937年，日本的工业产值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为中国的145倍，石油产量为中国的129倍，铜产量为中国的124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并且控制了当时中国92.4％的钢、94.3％的铁、49.5％的煤、78％的发电量和60％的水泥产量。在军事工业方面，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可以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大型武器装备；而中国在1937年，不仅不能生产上述大型武器装备，连轻武器和弹药的产量也极为有限。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深刻分析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日本之所以将侵略的目标对准中国，正是看准了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实际状况。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也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以及依靠全面动员的军事经济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在战争初期的战场上获得了相对优势。

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同心协力的抗击下，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尽管在战争初期逞一时之威，但终究难以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终究难以维系长时间、高强度的战争对抗，到战争中期，军事生产开始走下坡路。在战争持续到其国家经济实力难以支撑的时候，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并结合当时中日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提出“抗日战争将会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之后，他又提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的论断，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战争胜负取决于正义性、正当性，取决于军事实力、军事策略、军事运用，同时，也取决于交战双方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实力的较量。

但是，凡事失衡了就会出问题，侵略者过度重视军事、轻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最终必会导致战车陷入泥潭。1931至1936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把扩军备战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步伐，把平时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运行轨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建设不按比例协调发展。至1936年，日本军事预算占财政支出的47.3%，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畸形上升，在重工业中心形成“军事生产集团”，大规模扩大军事生产；把军火工业和技术兵器生产放在首位，大量削减民用工业和其他一切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

据日本经济学者战后统计，1944年日本民用产品生产总额比1930年减少了37.7%，民用消费品占国内生产总值也由1930年的77.4%降至1944年的34.6%。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不仅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并且导致了战争，最终招致战争完败。

欧洲战场也是如此。二战前,德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庞大的军队和高额军费，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体制，畸形经济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引起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到1945年，国力枯竭，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参战各方都几乎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其结果是，分布于国家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得以凝聚，蕴藏于社会的潜能得以深度挖掘。在战争紧迫的形势下，各国的经济动员广泛展开，军事能力被充分释放出来。平时注重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协调发展、国防潜力大、动员能力强的国家，战争一旦来临之际，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速度就快，在战争中就容易占据主动；不顾经济发展的穷兵黩武，即使能够一时得逞，最终也难逃失败。

■暴力的胜利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平战转换 持久制胜

经济弱，要挨打；经济强，不一定不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深刻教训。鸦片战争，中国是在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列的情况下被外敌坚船利炮轻而易举打败的，其中的教训就是国防不够强大，与泱泱大国和强盛经济不相匹配，缺少抵御外敌入侵的先进武器装备和能打仗的军队。

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二战开始时，德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和强大的坦克集群，采用“闪击战术”向欧洲各国大举进犯，屡屡得手，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型双发轰炸机、单发俯冲轰炸机、歼击机、多用途飞机等装备，战术技术性能优异，在战争初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日本侵略中国初期，凭借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在中国长驱直入，控制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

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消耗极大的现代化战争。战争开始后，经过战争初期的较量，各国军队伤亡惨重，战争物资储备消耗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物资特别是武器装备的生产和补充成为战争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二战史表明，机械化战争的发展使得现代化的军队不能仅仅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武器装备问题，也不能再单纯依靠战前储备和战时就地补给解决装备问题，国家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动员和运用国家的全部经济潜力才能保障战争的进行。

武器装备生产的根基是国家经济。通过国家经济动员和科技力量动员，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工业和装备生产体系的作用，国家的经济潜力才能在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战初期，苏联军队的武器装备明显落后于德国。但经过紧急的战时科技力量动员，科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大量专家加入到设计、改进和生产技术兵器的科技队伍之中，使得苏军的主要武器装备的数量和战术技术性能在1942年底赶上、1943年超过了德国。当时，为扩大坦克生产，苏联各地的拖拉机厂在短时间内转产坦克生产，大量坦克从拖拉机厂下线后直接开往前线作战。

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处于劣势，但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都利用各种方式，加速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的生产和补给。

从国民政府来看，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武汉沦陷后，后勤装备补给的国际交通线遭到日本封锁，作战物资进口受到限制。为了保证战备物资的运输，国民政府修建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并竭力打造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以保障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此外，国民政府成立统一的装备管理机构，对装备发展和保障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发展军事工业，提高自产自供能力，每年拨出10%～20%的财政支出用于军事工业建设，并在原料、设备等方面给予优先解决、重点保障，从而使兵工厂得到迅速恢复和稳步发展，使得战时装备和物资供应得到了相对稳定的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者严密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国民党政府减少甚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武器装备等物资供应，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遇到了严重困难。

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确立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以及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独立保障的原则，在根据地创办兵器生产厂，一些兵工厂的规模由数百人迅速发展到上千人。

从1939年上半年起，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冀鲁豫军区及其他根据地相继成立军工部，开始把所在地区分散的小型兵工厂和修理所，按专业集中，组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工厂。八路军总部成立的军工部，下辖工程、总务、材料3个业务处，并在黄崖洞等地设立了四个研制所，生产枪支、手榴弹、地雷等武器装备和弹药；晋察冀根据地依托太行山建立起93个军工厂，每月生产步枪320支、掷弹筒288个、炸药2020斤、手榴弹1万枚、子弹近5万发，弥补了部队武器装备的不足。

但从总体来看，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依旧存在武器装备落后，供应保障滞后等问题，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武器装备对外依赖性强，且经常遭遇交通补给线被破坏等情况。尽管中国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多达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

■军民结合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财力物力人力保障基地——

绝处逢生 伟大创举

充分的物资供给和后勤保障是战争胜利的物质保证，这是被中外战争史多次证明的规律。

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根据地的最大作用之一，就在于长期供应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

针对华北地区的严峻形势，周恩来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断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要独立自给。”有了这样的后方基地，人民军队不仅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而且在后勤保障上更是粮弹有继、兵源充裕；同时，根据地的建设，使得敌后作战部队的供应、救护、运输和修理等工作有了可靠的依托并形成了军民结合的保障体系。事实证明，军民结合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财力、物力和人力基地，并成为后来赢得全国解放的基础和依托。

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各抗日根据地首先从加强农业生产入手，广泛开展劳动互助合作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军民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40年与1937年相比，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增加30％以上，粮食产量由110万石增加到160万石。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粮食、棉花等物资的供给能力。

除了农业之外，根据地的工商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前所需工业品几乎全部靠外部输入，工厂职工不过270人，到1939年也只有700人。经过加速发展，到1941年，已经有纺织、造纸、木器、机修、军工、印刷、皮革、面粉等各种工厂97个，职工人数达7000余人，到1944年，工厂发展到103个，职工达1.2万人，并出现了近代重工业——关中炼铁厂，不少产品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除军工外，也先后建立起了纺织、丝绸、肥皂、工具、化工等工厂共计88个。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开始建立起自主的军民兼顾的工业体系。

抗日战争中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战争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问题，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的成功典范。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原则，并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是一致的，都是指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公营经济是指政府、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它是为了解决党、政、军、学人员本身的一部分生活费和事业费的需要，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民营经济是指一切人民群众私人的农工商业，它一方面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又以赋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支持革命战争的需要。所以发展经济必须兼顾公营民营两个方面，才能既达到支持长期战争，又改善人民生活这两个目的。

正是通过这样的民众动员，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战争提供物资支持，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积极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运送物资，救治伤员，直接或间接地援助军队作战。正是动员了根据地的老百姓，才使得人民军队在战争中获得了必要的补给，弥补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缺陷，从而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新。其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在经济极其困难、物资供应极其不易的情况下，以军民结合、共融共建的方式，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这当然也是在当时战争形势和物质条件十分匮乏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其中蕴涵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智慧和伟大创举，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犁与剑不可偏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协调才能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军民融合 复兴伟业

从历史发展来看，落后就要挨打；胜利常常属于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战争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国家强大、国力昌盛、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防的强大，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战略和长治久安。为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搞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家实力；同时，通过实施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大幅提升国防实力，这是我们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根基。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两大重要任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面影响，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只有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将经济建设搞上去，国防建设才有坚实基础；同时，也只有加强国防建设，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军民融合是最好的平衡器。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启示我们：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强大的力量作保证，必须把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必须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战争的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在当时国家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党和国家还是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根本改变，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这就要求我们在强国的基础上，加快强军的步伐。否则，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就是致命的。

在现代信息化战争背景下，国防力量的增强对综合国力有着更大的依赖性，发展武器装备和开展各项军事活动都将持续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财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斗力是喂出来的，有多少资源的投入，就有多强的战斗力。这是世界军事发展的普遍规律。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获得相对较大的军事效益，只是一种相对，从总体上讲，国防投入和战斗力成正比。

随着现代科技和战争形态的发展，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如果不能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掌握先进的技术，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恐怕连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军工生产是武器装备的基础，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武器装备所蕴涵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研制生产涉及的社会部门越来越广泛，武器装备生产不仅仅是军队和军工部门的事情，需要立足军民融合大视野，在国家主导下，依靠政府、社会、军队和企业等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指导，从国家战略高度考虑国防工业的合理布局。简而言之，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又能以整个经济社会的强大实力来支撑国防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要在军民融合的视野下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处理好“剑”与“犁”的关系，这是引领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长远谋划。只有真正统筹好两者关系，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持久发展，确保一旦有战争，能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军民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是一场争夺未来综合国力竞争和军事发展主导权的竞争。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打造经济大国的同时实现强军目标，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透过70多年前抗日战争的硝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才能更好地凝聚国家力量，争取主动、赢得未来，成就复兴伟业！

以史为鉴，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