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中共特别支部在潜伏敌营十年，他们以战地服务队作掩护，与张发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斗智斗勇，出生入死，收集了大量秘密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抗战的胜利和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十年中，竟然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中共特别支部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这个中共特别支部是怎样创造了中共秘密斗争史上的奇迹呢？

入虎穴，巧与敌顽周旋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请求刚从日本回国的老友郭沫若襄助，在第八集团军组建一个战地服务队。郭沫若会同周恩来、潘汉年、刘晓等人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涛、杜国庠等34人，组建了战地服务团（后改名战地服务队）。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周恩来根据时局的需要和可能，要求在战地服务队建立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共特别支部。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关怀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宣布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指定富有地下战斗经验的左洪涛担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汉后，周恩来对左洪涛等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党组织批准你们去。”针对个别“特支”成员不安心在张部工作，想去延安或解放区的情况，1938年夏天周恩来在长江局召开的支部大会上对特支成员作出重要指示：“张发奎司令部是个战略据点，撤出来容易，要进去就难了。你们要坚持下去。至于去延安学习，这当然是好事，现在青年人向往延安，追求革命，党是鼓励他们去的。但是，你们是党员，党员的任务是坚持党指定的岗位”。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他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左洪涛由于出色的才能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支”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8月，第四战区政治部反动顽固分子梁华盛、侯志明等人，抓到在邮电检查所任职的“特支”党员朱河康的把柄，欲置朱河康于死地。左洪涛知道消息后，立即向张发奎汇报，要求以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到邮电检查所调查核实。原来，朱河康在检查信件时，发现有一个青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些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话语。朱河康认为自己检查放行后，这封信就能够安全地寄到对方手中。于是，顺手在原信上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对这位青年加以表扬、勉励，二是告诫这位青年以后不要在邮寄信中表露进步思想，以免被人发现，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岂料，这封信被梁华盛等人暗中复查时发觉，他们立即报告张发奎，要求张发奎将朱河康以共党分子名义处决。

左洪涛了解实情后，一面稳定朱河康的情绪，不要惊慌，一面沉着冷静地向张发奎汇报调查经过。张发奎听完汇报后，眉头紧锁，脸露愠色，大有要处置朱河康之意。左洪涛急中生智，凑近张发奎的耳边说：“朱河康在人家的信上乱涂乱画，是一种幼稚行为。但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邮电检查所直属战区特别党部，您是特派员，属您直接管辖，而政治部的人却对您不放心，在您的部下检查完后，竟还派人暗中复查，这明显是与司令您过不去。”张发奎听了这话，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大骂朱河康“头脑简单”。骂完后，他示意左洪涛转告朱河康，叫朱河康赶快请长假走人。拿到“赦免令”后，左洪涛连夜安排朱河康撤离第四战区，并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将朱河康送到了新四军部队。

1941年夏初，年仅19岁的“特支”党员杨应彬，正在贵州独山国民党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他的入党介绍人王洞若和韶关游干班学员郑体诗，写信给他，信中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字句。这些信被军校的反共分子查获，他们如获至宝，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杨应彬进行审查，大有不挖出杨应彬背后的共产党后台绝不罢休之势。杨应彬一边想办法应付审查，一边赶紧写信给潜伏在张发奎身边的女友郑黎亚，希望她设法营救。但是，杨应彬的信送出后却如石沉大海，久久没有回音。一天晚上，正准备入睡的杨应彬又被叫起来审查，奉命审查他的人已经接到了处死杨应彬的密令。因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奉命处死杨应彬的是区队的队长，队长觉得杨应彬在军校的成绩实在是太优秀，杀了可惜，想等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校收到了当时已经担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来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郑黎亚收到信后非常焦急，她马上告诉左洪涛，让左洪涛想办法营救杨应彬。杨应彬是由“特支”选派，经张发奎保荐去军校学习的，张发奎对他寄有厚望。杨应彬在军校遇险，张发奎并不知道。左洪涛便在与张发奎闲聊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张发奎说：“杨应彬在四分校，无论是学课还是术课，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听到这话，张发奎满脸高兴，感觉自己“很有面子”、“很光彩”，当即嘱托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给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一封给杨应彬本人。在给韩汉英的信中，左洪涛措词严谨，力举杨应彬年轻有为，望其多加爱护培养。在给杨应彬的信中，又以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教导杨应彬勤奋学习，前途无可限量。张发奎看后甚是满意，龙飞凤舞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韩汉英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他打开张发奎的信，一时不知所措。那些反共分子得知杨应彬是张发奎的“红人”后，也不敢继续造次。左洪涛略施小计，就让杨应彬脱离了险境。

但是，杨应彬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早就对左洪涛等人心存疑虑，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左、麦、何、黄等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麦、何、黄与左洪涛一样，都是隐蔽在张发奎身边开展统战工作的“特支”成员。在第四战区，麦朝枢任中将秘书长，黄中廑任少将参事，何家槐与左洪涛一道，同在长官部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这时候，黄中廑、何家槐已经撤离第四战区。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左、麦、何、黄4人“一视同仁”，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于是，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镇定自若，与往常一样。

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装作满脸委屈的样子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相信麦朝枢、黄中廑还说得过去，但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中统头目陆树珊万万没有想到，查办左洪涛的密电，就这么让左洪涛本人机警地顶了回去。
巧“进谏”，团结张发奎抗战

在中共“特支”党员的不懈引导和争取下，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心日趋坚定，他亲自率部顽强地抵抗日寇，取得了很大的的战绩，也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然打出了乞降的旗帜。张发奎立即召见左洪涛，指示左洪涛以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发动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的罪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恬不知耻地发表《还都宣言》。张发奎义愤填膺，大骂汪精卫“是卖国贼、汉奸”，并让左洪涛、何家槐撰写了一篇声讨汪精卫罪行的檄文，以他的名义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柳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彻底撕毁汪精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7000名新四军喋血茂林。在左洪涛的规劝下，张发奎顶住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成为国民党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所谓“声讨”新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越南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抗击日寇侵略的共同目标，如果真的将胡志明主席软禁，不但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而且对团结抗日极为不利。左洪涛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决定与吴仲禧、高若愚、张励、黄中廑4人联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黄4人都是张发奎信得过的人，经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在左洪涛的陪同下，张发奎亲自将胡志明接到窑埠街“斌庐”居住，待为上宾。不久，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李班、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都访问过柳州，张发奎也派遣力量到越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这样，不但加深了中越两国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越人民联合抗日，推动了越南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

斗智勇，保护民主力量
斗智勇，保护民主力量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坚强的、富有战斗力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东省三青团在中统特务高信等人把持下，对“抗先”虎视眈眈，常唆使流氓地痞进行破坏，企图一口吞噬“抗先”。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率部进驻广东韶关。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等人在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后，一连数日多次向张发奎力陈“抗先”的作用和保存“抗先”的好处，要求张发奎维护和支持“抗先”及其他进步组织。张发奎反复分析广东全省的抗战形势后，决定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颁赠队旗给“抗先”，并亲笔批示，由左洪涛代表他前往“抗先”总部授旗和讲话。这样，高信之流只得悻悻收手。1944年夏秋间，当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等人要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溃退，交通工具全被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桂柳公路上人车拥挤不堪。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一张车票能救一条人命。接到指示后，左洪涛召集“中共特支”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的亲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买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几个人从长官部副官处、兵站总监和柳州铁路交通警备司令部等单位，购来了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地转移到了后方。

1945年8月中旬，张发奎调任广州行营主任兼接收委员会主任。左洪涛任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不几天接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兼参谋处长的中统特务李汉冲，仗着有中统撑腰，以张发奎的名义查封了我党主办的进步报纸《晨报》。查封的人前脚一离开，报社社长梁若尘、总编辑邬维梓等人后脚就来找左洪涛，左洪涛急忙上楼向张发奎报告。听说李汉冲盗用自己的名义查封《晨报》，张发奎火冒三丈，站在楼道上大声斥责道：“怎么如此狂妄，简直是目中无人。”张发奎指令左洪涛亲自过去启封，并将印刷器材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于是，左洪涛调用数辆军用卡车，当晚就将报社里的重要器材，转运到了香港《华商报》社。

1946年夏，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向共产党举起血腥的屠刀，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广州上空乌云密布。中共特别支部根据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相机撤退”的指示，再一次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保存革命力量的大撤退，先后帮助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撤到了后方。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夫人李秀文、何香凝和抗战演剧五队、七队队员。新中国剧院100余人到柳州后，给养、住房等无法解决。左洪涛说服张发奎将剧院改为长官部直属剧团，一切由部队供给。

送情报，确保抗战骨干北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不承认广东有共产党的部队，拒绝谈判，并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李汉冲撤换了左洪涛所安排的接待人员，抽调大批特务，对中共代表加以严密监视。“重庆军事代表团”甫抵广州，他们就准备先后实施翻车、破坏我方电台、偷窃我方密码等阴谋。时任张发奎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左洪涛和中共特支成员在获取敌人的破坏行动情报后，调动我党隐蔽的革命力量，部署了周密的反破坏计划，处处小心，防患于未然。

为了防止敌人制造翻车事故，左洪涛提醒我方代表，要想方设法与美方或国民党代表同乘一辆车，绝不单独乘车外出。这样迫使敌人无从下手。左洪涛伺机问张发奎：“对三人小组的饮食、招待、警卫、交通等，副官处要不要管?”张答：“当然要管!而且你要亲自过问。”左取得张的“尚方宝剑”，名正言顺地出入三人小组招待所，方方到达的第三天，左洪涛与一位副官到沙面三人小组招待所。左一进别墅，就对副官说：“你去吩咐厨房弄几个好菜招待他们。”等支开副官后，他便马上到方方住所，一面同方方握手作自我介绍，一面就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方方，告知他招待所里里外外的人都是特务化妆的，要注意防范。方方通过左洪涛与中共广东省委联系，为中共方提供谈判依据，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中共武装力量在广东的存在，并签订《北撤协定》。我东江纵队2400余人集结大鹏半岛，准备乘美国派来的3艘登陆艇到山东烟台去。谁知登陆艇开到外海后却迟迟不进来。

原来是蒋介石密令张发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参谋处的“内线”杨应彬截获了这一密令后马上告知左洪涛。军情急如火，正当左洪涛准备再次去和方方接头的时候，方方所在的军调第八小组已经离开了广州，而国民党在广东的军队也已经开始对东江纵队的一些支队发动袭击。1946年6月，东江纵队江北支队遭到国民党袭击，伤亡数十人。随后，东江纵队短枪队在粤北又遭到突袭，队长刘黑仔和指导员苏光牺牲。而在大鹏半岛集结的2500人中除了东江纵队的战士，还有不少家属，一旦国民党发动袭击，后果不堪设想。看来，通过方方送出情报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就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候，有人告诉左洪涛，香港《华商报》的总经理萨空了正在广州出差。左洪涛突然想到，通过萨空了，也许可以把情报送出去。那么，这个萨空了究竟是什么人呢？香港《华商报》创刊于1941年，抗战爆发后停刊。1945年底，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杨奇赴香港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1946年《华商报》复刊。《华商报》完全是由中共领导的报纸，只要左洪涛把情报交给萨空了，最后就一定能送到东江纵队。左洪涛不顾一切地找到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南方局和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向执行小组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动员香港各大进步报刊公开揭露和谴责蒋介石的阴谋。同时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并将三人小组中的美国与国民党方代表扣留于东江纵队司令部，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也由于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

“皖南事变”之后，特支成员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为了帮助党员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保守党的机密，特支向党员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说明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应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有一次，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梁华盛，突然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作了一通反动的煽动之后，便恐吓说：“如果在这里发现共产党，我就把他拉出去枪毙，来个先斩后奏”，又说：“我现在看看你们大家的脸色，谁听了我的话，脸色变的就是共产党”。但是，特支年青的共产党员们，个个都泰然置之，当时和会后都没有露出半点破绽，经受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玩弄的心理战考验。抗战胜利之后，杨应彬和其他秘密潜伏的特支成员，随张发奎一起来到了广州。这时候，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周围的特支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部分特支成员先后撤离广州。就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杨应彬不但没有撤离，反而开始加紧筹备和女友郑黎亚的婚礼，因为党组织要求他们，不要马马虎虎偷偷地结婚了，要像国民党一样的来一个婚礼以麻痹敌人。在举办婚礼之前，杨应彬和郑黎亚特意去征求张发奎的意见，没想到张发奎却问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他问：“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或者不是共产党都可以结婚，就怕你们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不是共产党，将来一个做鳏夫，或者一个做寡妇”。杨郑立即回答：“我们都不是。”张发奎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杨应彬和郑黎亚的婚礼如期举行，不仅广州行营司令部的官员出席了婚礼，连张发奎也亲自到场祝贺发表了动情的讲话。张发奎的出席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而这正是特别支部安排他们举办这场婚礼的目的。但是，杨应彬仍然要小心谨慎，不能有任何松懈。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将张发奎袭击东江纵队情报交给左洪涛。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全面内战爆发在即。军统特务开始对潜伏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有一部分特支成员开始撤离广州行营。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总负责人。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从此，他从隐蔽战线转到直接指挥战斗，参与指挥东江南岸武装斗争、解放老隆战役。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也决定从广州撤离。考虑到一旦走漏风声，就会有被捕的危险，杨应彬决定以向张发奎请假的方式秘密离开。杨应彬对张发奎说：“我十几年没有回家了，我就回家一趟。”张发奎批准了杨应彬的假期。向张发奎告别之后，杨应彬和郑黎亚就去到香港，但是杨应彬和郑黎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广州行营。至此，从1937年开始成立的战地服务队中的特别支部所有的成员全部撤出，杨应彬和郑黎亚也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潜伏生涯。

“特支”成立时有10名党员，加上后来新发展的11人和从中央长江局调入的1人，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直接掌握。直到1947年8月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最后撤离，“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一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中共特别支部潜伏敌营十年，搜集了大量秘密情报，而十年中，却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特别支部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这真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斗争史上的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