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９月１４日电（陈万军、蔡年迟、赵湘峰）在祖国的大西南，有一座我国唯一的内陆水中兵器试验场，它承担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各型水中兵器的科研、定型、生产试验等使命任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海军军代表在这座水下靶场完成了数千条次水中兵器科研试验任务，为我海军水面舰艇、潜艇和航空兵部队交付了数千枚鱼雷等装备。

　　新型鱼雷试验前，总代表写好辞职报告放在抽屉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一纸命令将胡泊调到某水中兵器试验场军代表室任总代表。

　　当时，有１０多种型号的水中兵器进场试验，试验项目之多、时间之紧、要求之高，前所未有。

　　上任第二天，胡泊就投入到“连轴转”的试验任务当中。

　　鱼雷从生产厂家运到试验场后，要经历开箱检查、陆上试验、总装联调、水下靶试等多个环节。一型鱼雷的试验数据，用Ａ４纸打印出来，足有２０厘米的厚度。军代表要依据这些数据判定试验结果。

　　某新型鱼雷，一试再试，合格率都不高。

　　这事直接涉及到一批鱼雷的交付问题。工业部门通过多方向胡泊施压，“逼”着他判合格。

　　“高压”面前，胡泊坚守自己的底线。他将写好的辞职报告，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最后一定要我放弃底线，我宁可把这辞职报告交上去，也决不签半个字！”

　　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大家全力查找原因，发现水中的声靶参数出了问题，调整后再试，鱼雷全都合格了。

　　“咱们是把守水中兵器的最后一道关口。把不好，就是渎职犯罪！”胡泊和战友们这样理解他们的职责底线。

　　过去，检验鱼雷引信，试验用鱼雷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做３个航次的试验，引信在标准范围内启动就算过关。

　　一次检验性试验做完后，主管军代表孙权却留在现场迟迟没走：实战中鱼雷攻击是全方位的。现在一个角度、一个方位，怎能保证引信能在３６０度的每个角度都能按要求起爆？

　　孙权一夜未眠，拿出了全方位对鱼雷引信进行考核的方案。

　　被测鱼雷以不同角度沿着不同的指向，一会儿朝前，一会儿朝后，一会儿侧转，来回跑了６０多趟，问题出现了：在某一角度，鱼雷引信不能按要求及时启动！这意味着，在这个角度，这型鱼雷没有攻击力。

　　有关方面及时组织了彻底的整改，新型鱼雷的战技性能得到进一步完善。

　　鱼雷引信考核，按考核标准，原本只需抽１０％进行考核即可。

　　“引信指标是鱼雷的关键指标，过早启动，鱼雷爆炸威力就小了；抵达目标引信还不启动，鱼雷就等于白放了！”原总代表冯奇向厂方提出，“这样的关键性指标，必须１００％地进行考核！”

　　从抽考到全考，需要成倍地消耗人力和财力，同时还有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尽管厂方不太愿意，但在军代表的坚持下，交付部队的都是１００％的全检。

　　（小标题）“我们的水中兵器一定要让敌人怕”

　　水中兵器拼的是技术和精确。在变化莫测的大海深处，如何让国产水中兵器一箭中的？

　　“我们的水中兵器一定要让敌人怕！”为了这一目标，军代表们瞄准高技术、高精准展开了“超越”战。

　　诱饵，是潜艇诱骗敌人声呐和鱼雷、摆脱敌人的“替身”，它的性能直接关乎着潜艇的生存概率。

　　长期以来，受技术所限，我潜艇部队装备的诱饵航速慢、航程短、动作机械。

　　适应未来海战需要，打造新型智能诱饵，军代表们主动请缨。

　　研发诱饵是一块十分难啃的骨头，原型诱饵从立项到最后定型，整整花费了２０年时间。其结果是：刚“出生”就“老气横秋”，难以胜任自身的使命。

　　迎难而上。军代表们历时５年，在一没立项二无经费的基础上，联合工业部门，硬是将一型全新概念的智能诱饵研发出来，性能比老诱饵提高了数十倍。

　　水下攻潜训练一直让世界各国海军很纠结。用真潜艇作目标来打吧，危险系数很大，不安全；做一个假潜艇在水下游，成本太高，不能重复利用，还欠逼真……

　　几年前，海军决定研制一型机动智能靶雷，模拟潜艇在水下机动。

　　主管军代表廖富魁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和有关厂所技术人员一起，搞调研，做试验，攻难关，使智能靶雷很快研制成功，部队攻潜训练难题迎刃而解。

　　训练用雷打出去以后是要及时回收的。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回收训练用雷一直是个国际难题。因担心丢雷，一些部队尽量选在能见度好、风浪小的天气进行训练。

　　盯着这一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题，军代表展开技术攻关，他们巧妙地把卫星定位系统安装在鱼雷上。被打出去的鱼雷只要一浮起来，卫星立即就能将其锁定，并引导回收人员将其找到。

　　卫星定位系统加装到部队后，深受官兵的好评。自此，水中兵器使用过程中的一大瓶颈，被彻底拓宽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提前一天完成

　　那年９月，代表室承担了大批量新型自航式声诱饵的生产验收试验任务，要求在年底完成，满打满算只有４个月时间。

　　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而当时，代表室正承担多批其他水中兵器的试验任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军令如山。军代表们清楚，保证试验任务完成的关键是打好时间仗。连续几个月，他们早上７点半出航，晚上８点多回港，中午饭在试验船上草草解决，返港匆匆吃完晚饭后再忙着整理试验数据，做好第二天的试验准备，每天工作时间达１５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终于赶在１２月３０日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时间比预定计划还提前了一天。

　　这几年，代表室承担的科研试验任务成倍增加。为此，他们早已适应了“拼命三郎”式的工作节奏。去年，代表室１０名军代表一年加班的时间总量达７５００小时。在刚刚进行的一次体检中，７名军代表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副总代表赵金海自１９９６年到试验场工作以来，负责多种型号水中兵器的试验任务，近２年来已３次晕倒在试验现场。医生解释为长期超负荷工作导致的身体机能下降，可他仍每天坚持在试验一线。

　　军代表马琪先后负责了５型装备的研制监造，获军队科技进步奖２项，在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方面颇有名气。某软件开发公司先后两次发出邀请，给出年薪２０万元的优厚待遇，希望他到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都被他一一谢绝。

　　“部队，是我成就事业的最好舞台。”马琪说。

　　女军代表魏平芬，是某新型声诱饵项目的负责人，一年在试验现场３００多天，儿子７个月就狠心断了奶水。项目进入海上定型阶段，她在海上一呆就是１００多天。她说：“我可以欠儿子的账，但不能欠使命的账。”

资料图：我海军猎潜艇编队与陆航直升机协同作战 图片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