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先哲的告诫，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极端重要性。面对战争这个重大历史主题，东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孕育出风格调异的战争理念、战争谋略、战争科学和战争艺术，并经过历史的承袭和发展，演化为各具特色的战争文化传统。概括讲，西方战争文化的轴心是功利与扩张，克劳塞维茨曾将历经干年的战争文化传统直接地表述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西方文明中的战争热情，特别是近代以来，更在其政治哲学所宣扬的个体性原则中找到了合法性的论据。然而，确立军事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关系的基础上建构起以军事为轴心之一的社会运行系统，恰是西方文明在推动战争和军事技术进步方面独树一帜的创造。

　　中国战争文化的品格可以定位为伦理与防御。伦理道德作为最高价值，超越于战争暴力之上，伦理道德对战争暴力始终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压力和文化规范，彰显出了中国传统文明较西方文明更理性和崇高的一面。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伦理主义战争观与军事发展之间内在紧张的逻辑必然，致使古代中国无论在文化心理层面，还是在经济基础层面，都缺乏发展军事力量的强大、持久的内在动力。这又是历史的警示。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要塑造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防与军队建设观念，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有必要从东西方不同的战争文化中获取发展资源。加速推进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一、正确定位现代战争正义观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这就意味着战争自身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不同形态，都蕴涵了"正义"的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内容和我国现阶段的国防理念，现代战争正义观既不能效仿西方侵略面纱式的正义传统，又不能对中国传统战争观进行道德理想性与完美性的现代复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它恰恰是目的性与规律性、先进性与历史性的有机融合。换言之，战争正义观中应包含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合理性与规律性的要素，既体现出对正义战争的理想追求，又具备进行清醒的实力对比与利益分析的现实能力。任何落后的、有悖于历史进步的内容和形式都将被排除在"正义"的视野之外。如西方传统战争观与生俱来的功利性与生物性必将在人类理性面前黯然失色。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国际社会整体环境的优化，而且西方创造的战争领域丰富的物质文明又会竭力为这种战争观辩护，导致进一步延长新旧交替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战争领域丰富的物质文明形态也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明样式，必将对历史进程和战争正义观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道理，超前于时代的理想的道德标准在当前的战争正义观中也不会奏响最强音，因为属于它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如中国传统儒家战争观倡导战争是道义的工具，但在现实中，道义却被异化为战争的工具。面对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芒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在现实中被降格的状况，我们必须审慎地思考和重新定位战争正义，为认清纷纭变幻的国际局势提供学理资源和深层文化透视，为制定适宜有效的国防发展战略和找寻先进文明的入口指引方向。这一建构工作的逻辑起点是廓清当前国际局势和战争样式的"迷雾"。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俨然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创造者"自居，试图把一个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并在武力的护卫下建立起以其为核心的一元世界秩序体系。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充分认清美国战争文化扩张性和自我性的本质，抛弃任何试图通过一纸和平协议来实现东西方文明和平共处的幻想，对西方敌对势力武装干涉我国内政和"西化"、"分化"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在当前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应批判性地借鉴吸收西方战争文化中特别是物质文明中的合理成份，积极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军队，让科学技术渗透到军队的整个肌体，大幅度提高军队的科技含量，这既是中国特色战争正义观的内在要求，又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战争文化资源在现代的复兴。历史已经证明：在一个强权仍然存在的时代，正义与和平恰恰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给予保证。

　　二、树立军队可持续发展观

　　所谓军队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军事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其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实现军队与社会其他诸要素、军队内部代际关系的平衡。它要求军队系统不断优化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军队－经济－社会"相互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真正使军队现代化融入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比较近代以来东西方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同模式和路径，我们不难发现，战争和军事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刺激军事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直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命运。纵观西方社会，以促进军事技术进步为主轴诞生了"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社会发展模式，确立了军事与经济之间紧密良性的互动关系，使得军事发展成为培育经济、科学、教育、外交及其他社会领域现代化要素的母体之一。而近代中国，对军事发展实行等级森严的君权垄断，使经济与军事相互排斥，经济发展负担沉重，军事发展后继乏力。只此一点，北洋海军失败的命运已成必然。现代社会中，军事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前苏联解体中再次警钟长鸣。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前苏联轻信了美国以"星球大战"为名目的战略误导，每年增加4％的军费，预计到90年代，其军费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必然导致前苏联的经济崩溃。当然，西方社会军事发展的具体道路，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但其建立军事与经济之间，进而延伸至全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军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却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借鉴。特别是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在短期内无法大幅度增加投入，而未来军事斗争又日益紧迫的情况下，树立军队可持续发展观，努力实现"军队－经济－社会"相互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既是对东西方军事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和反思后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对我国实现从"消费型国防"向"增殖型国防"转化，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有益探索和理性设计。

　　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战争文化

　　从战争文化与社会类型的关系考察，一种文明只有在战争暴力已建立起正常生活秩序后，才会产生制约暴力的现实要求，渴望巩固社会发展成就。中华民族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类型，培育出了渴望和平与秩序、慎重对待战争的民族精神。而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商业文明，借助着战争暴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比较统一的经济生活秩序，也需要对战争暴力进行某种程度的制约，客观上为维持世界和平提供了条件。当前，我们应立足于既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代表先进文明前进方向，又符合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战争文化资源，弘扬富有时代内涵的民族精神。

　　从国际环境看，当今国际社会中纷纭复杂的关系同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孔子的"礼战"思想虽然是针对春秋战国的时局而作，但在今天却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孔子认为社会的和谐秩序依靠"礼"来维护，战争也从巩固"礼治"中获得现实合理性，而关于战争自身合乎"礼"的规范应体现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思想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但也深刻地洞察到了解决不同利益主体有序共存的某种规律。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曾经影响和推动了东亚各国的发展，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在国际活动和交往中，要努力扩大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积极宣扬包括伦理主义战争观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大国形象。特别是面对世界各国利益纷争的复杂局面，要向国际社会广泛呼吁，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确立联合国才是人道主义战争唯一的决策和实施机构，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权威作用，而且这种权威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而非形式上的最高权威，更不应成为霸权国家利用、挟持的工具，世界的和平、安宁和有序才会得到保证。也只有这样，儒家文化倡导的将战争由功和野性工具变为道德理性工具的更高类型战争文明才会绽放出现实之花。

　　从国内环境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战争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战争文化，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充分发挥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广大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例如，盂子"仁战思想认为，战争的使命既是对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努力，又是对至善至美的伦理境界的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来讲，这一思想已成为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既体现为发动"人民战争"，夺取和建立新政权的奋斗历程；又体现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来说，应体现在高昂的战斗士气、集体观念和献身精神上，体现在捍卫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上，体现在实现"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使命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实现新军事变革的重要保证，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证。因为高科技战争将进一步证明：人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