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坐在家里读书本的历史，与走在路上读历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参加“红色足迹万里行”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在书本上和电脑里读历史，总有一层“隔离带”，总有一种抽象感。而踏着历史的足迹读历史，人物可触可摸，事件可触可摸，灵魂可触可摸，气息可触可摸，就连久远了的声音都可触摸，一切皆可触摸。

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挂着一张濒临死亡的中国饥民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法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拍摄的，他看到许多中国人因为饥饿瘦得身上用针都挑不到肉，有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饿死在自己的怀里，便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召集到自己的住所，给他们一些粥喝，可有一些人等不及他把粥煮好端出，就已经倒下去了。看着照片上那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大人和孩子，很多人以为是非洲难民的合影，可他们就是和我们同根同祖的中国人。那一刻，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变得可触可摸。

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幅幅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惨照告诉我们：1927年3月，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尚有近6万名党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锐减到只剩1万多名党员。而就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最危难的时刻，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参加南昌起义。“跟着国民党干肯定完蛋，从今天起我要跟共产党干，我的这条命就是共产党的了！”讲解员讲到这里时哽咽了：“可是，贺龙直到担任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时，他还没有入党呢。”此时此刻，啥叫眼光胆识，啥叫疾风劲草，啥叫献身理想，在我们眼前可触可摸。

我们存在精神危机吗？我们的生命是否正在不断地平庸化？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没有信仰的悲哀？真理和真爱有什么联系？每到一地，这些问号都会像一块块大牌子一样立在我们眼前，我们想绕都绕不过去。曾经不觉得有多严肃多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感到了它的严肃性和严重性。

在巍巍井冈山，我们看到了普通得就像一个小土堆的曾志墓，在党最艰难的时刻，她为了筹措党的经费，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了，换回100元大洋。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大官的她，把找回的失散儿子又送回井冈山当农民。她说，毛主席的儿子可以上朝鲜战场去打仗，曾志的儿子就不能回老家种地吗？那一刻，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如天胸怀是那样的可触可摸。

在江西兴国，我们特意看望了家住京九铁路旁边的袁菊秀老人。尽管她父亲早已被确认为国捐躯，家中也一直摆放着父亲的遗像，但是，86岁的袁菊秀天天都要坐在门口张望着铁路，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听母亲说过，父亲曾经对母亲承诺：“等我找到真理，我就坐火车回家。”她坚信奇迹会出现，爸爸肯定找到了真理，火车也修到了家门口，爸爸肯定会坐火车回家的。在离兴国不远的瑞金市，有一位叫陈发姑的老人，她的丈夫朱古熏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牺牲了，但她怎么也不相信。每当有人路过她家门口，她都要重复地问一句话：“回来没有啊？有没有他的消息？”每年，她给自己的丈夫做一双草鞋或布鞋，做得很慢很细。75年，她为只在她心中还活着的丈夫做了75双鞋。直到2008年，老人以115岁高龄仙逝。群众给她封了个“共和国第一军嫂”的美誉，当地政府给她塑了雕像。听着这些天方夜谭般的真实故事，真理与真爱之间的脐带是那样的可触可摸。

就在陈发姑的家乡瑞金，我们缅怀了大革命时期曾经出现的一个又一个“血洗村”“无人村”，纪念馆里展出的是当年这里的群众绝唱般的标语：“一斤粮食送军粮，一块盐巴给伤员，一个娃儿当红军。”那一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是那样可触可摸。

在韶山冲，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排成了几条长龙，走进那座土砖灰瓦的农家住宅，常常要排上一两小时的队。但排队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律肃穆庄重，耐心地依次参观。导游告诉我们，近年来，每年来韶山参观的游客达150万人次以上，其中青少年占百分之六七十。那一刻，民族之根之魂以及人心人气，是那样可触可摸。

现如今，良心、境界、灵魂，在一些人眼中变得越来越虚无。“良心多少钱一斤？灵魂长得啥样子？”如果这些人能随我们走一走“红色足迹万里行”，相信他们不会再如此理直气壮地怀疑和漠视。

在湖南桑植县贺龙故居，挂着一位英俊少年的照片，他是贺龙元帅的亲弟弟贺文掌，15岁那年，他随父亲去给贺龙部队领取枪弹，被反动派抓获后，活活放在当地老百姓蒸饭的大蒸笼里蒸死，最后蒸成了一锅汤！那一刻，悲壮之情和愤怒之心是那样可触可摸。

在贵州遵义市，红军坟前天天香火缭绕。看着一位穿着入时的中年妇女虔诚地燃好香烧好纸磕好头，记者问道，你从什么时候到这里烧香的？你相信牺牲了的红军会知道你给他们烧香了吗？她神情庄重地回答道，我6岁那年跟我妈妈来烧香，从那以后每年都要来，一年最少来几十次。红军当年救了我们一家人，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只要我不死，我年年都会来烧香！此时此刻，感恩、思念、情义、良知，这些抽象的字眼个个都是那样可触可摸。

走进重庆白公馆，在所有惨烈的记忆中，最难抹去的是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在他生前唯一一次陪母亲上街看病时，他看到了一口棺材，好奇地问，妈妈，这是什么呀？妈妈说：“这是棺材，人只要躺在里面就自由了。”回到监狱，小萝卜头记住了这句话，对叔叔阿姨们说，我以后要躺到棺材里去，我妈说躺到那里就自由了。他被杀害时，只有8岁，手里紧紧抓住一支他只用过一次的铅笔，他没能躺进棺材里去。此时此刻，人性的残暴以及要为阻止这种残暴而做些什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是那样的可触可摸。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听到的一串串数字，同样可触可摸。

在共和国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国有共产党员300多万，而为了这面五星红旗而牺牲的党员烈士竟达370多万。在两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有48000多人，而能够找到姓名记录下来的只有15744人。还有3万多烈士至今没有把自己的姓名写进烈士册。我们采访团到达井冈山的第二天便迎着细雨祭奠了北山革命烈士陵园，在那块光滑无字的无名烈士墙前，我们驻足良久，摸了又摸。一会儿摸摸冰凉的墙，一会儿摸摸滚烫的心。

是的，正因为历史的发生地有着历史的根气和魂魄，世界各国，历朝历代，都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历史人物的诞生地，修建各种各样的纪念馆或者寺庙神殿之类的祭拜建筑。正因为这些纪念馆和祭拜建筑能够源源不断地给人以特殊的神圣感和神秘感，给人以特殊的亲切感和对流感，它们才会召唤来源源不断的朝圣者、探究者。我们，“红色足迹万里行”采访团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朝圣者和探究者。一路走来，我们用手和脚在触摸，也用目光和心灵在触摸，我们以触摸的方式与历史对话，与英灵交流，并将触摸到的脉动和心跳，奉献给所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