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治军，重在治心。古今中外掌握军队的办法很多，思想精神上的掌握，则最重要、最根本。

　　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旗帜，反映的，是他们的价值追求。精神旗帜决定军队的方向、性质和灵魂，决定战斗力高低、战争胜负和一支军队的命运。

　　同样一个兵的变化

　　1927年9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进至莲花县，原5000多人的队伍剩下不足千人，军心严重不稳。怎样避免队伍像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那样的溃败结局？29日到达三湾后，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实行整顿和改编：全军缩编成1个团，实行“支部建在连上”、新的党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渐具雏形。

　　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确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此，象征党的绝对领导——五角星、人民军队性质宗旨——镰刀斧头，镶嵌在红旗的旗帜上。一朝这样的旗帜引领队伍，“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高扬这面旗帜，我军就能及时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能经受住错综复杂的斗争考验。许多像袁文才、王佐一样的绿林武装，许多自发建立的抗日武装，177万余投诚、起义和改编的国民党部队，一旦精神上改旗易帜，就“变成了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谜一般的东方精神

　　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是我军创造的伟大奇迹。据统计，历次重大作战，我军兵力和武器的劣势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战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敌强我弱的态势也不会有根本改变。事实证明，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等物质力量的不足。

　　红军时期，在敌我兵力对比分别为10∶4，20∶3，30∶3，50∶7的情况下，我军粉碎敌人第1至4次“围剿”。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战役战斗600多次，击退穷凶极恶围追堵截的敌兵百万，征服环境恶劣的冰山雪岭沼泽草地，“万水千山只等闲”。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如此弱小的力量，面对日寇的“铁壁合围”、疯狂“扫荡”，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总兵力达430万人，拥有大量现代化步兵武器、火炮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而我军总兵力约127万人，手中只有缴自日军和伪军的步兵武器和为数很少的火炮，但我军仍“横扫千军如卷席”。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斯大林非常高兴，当即在日记上写道：“60万打败80万，奇迹，真是奇迹！”这个战役成了美国军校案例教学的经典战例。

　　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到了晚年，深夜里还时常被这样的场景所惊醒：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冒死前仆后继，冲锋不已。他们非常困惑：动用了1/3陆军、1/5空军、1/2海军的世界头号强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手段，为什么就打不败有“谜一般东方精神”的志愿军！

　　直到多年后，西点军校的一位教官才找到答案：“毛泽东化。”毛泽东说：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

　　志愿军的“气”，正是精神旗帜给的力。

　　治愈“和平病”的妙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和平环境，是军队战斗精神的涣散剂。曾经“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的清朝八旗兵，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闲散、骄逸、奢靡、腐化之风逐渐兴盛，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不堪其用，难觅其踪。

　　上海解放后，某部八连进驻南京路担负警卫、巡逻任务。他们自觉发扬战争年代那股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劲头，站稳立场不动摇，“灯红酒绿”不动心，艰苦朴素不变色，以革命军人的凛然正气，顶住香风臭气，成为全国全军艰苦奋斗、拒腐防变的模范，被誉为“霓虹灯下的哨兵”，被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八连的事迹证明：高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旗帜，是预防和治愈军队“和平病”的妙药。

　　进入新时期，体制转型所引发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与重组、价值取向的变化和多元化、各种思潮的交织激荡等，都会影响军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依靠党的绝对领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起来，人民军队就能经受住新的历史考验。南海高脚屋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守礁官兵，反恐维稳、不辱使命的武警卫士，防洪大堤、地震灾区不畏艰险的救灾英雄，还有李成文、张华、朱伯儒、苏宁、向南林、徐洪刚、李国安、李向群、杨业功、杜照宇、方永刚、江汉刚等千千万万英模烈士，都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西安政治学院教授 张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