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的精神记忆；一支军队，总有自己的精神高地。

    文化是民族的根与脉，也军队的魂与魄。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军队的强大，核心是精神的强大。

    回望85年的壮丽征程，先进军事文化如熊熊火把，照彻着人民军队前行的道路；如冲锋号角，沸腾着三军将士的满腔热血；如倚天长剑，宣示着子弟兵的赤胆忠诚。

    我军创造的先进军事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不竭源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央军委对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作出全面部署。

    从文化强国到文化强军，我们正在进行一次新的伟大长征。

    （一）思宾格勒说：“战争的精华，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

    当军事文化上升为政治品格，就成了一支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特征和根本标识。

    我军自诞生的那一天起，便自觉担负创造、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一次次启发着人民军队的文化自觉，又一次次升华着人民军队的文化品格。

    1929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如此沉痛地描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

    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一支不重视文化的军队能打仗吗？红军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打仗吗？

    这两个“？”的拉直，使得文化一下跳出一般工作的层面，而被赋予理论高度和政治品格，成为“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成为建军治军、对敌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一支军队一旦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便拿到了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金钥匙。

    有感于此，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墙头诗、宣传画、革命标语；哪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哪里就有红军宣讲革命理论、上演活报剧。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那些拿惯了锄头钉耙的手，为什么也能写出动人的诗行；那些沾满泥土的草鞋，为什么也能跳出优美的华尔兹；那些窑洞里或明或暗的煤油灯，为什么会催生一部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

    于是，我们不仅记住了那些枪声炮声，更记住了那些歌声琴声。

   （二）文化防线是民族抵制入侵的最后防线，文化边疆是军队必须守卫的无形边疆。

    文化如水，随物赋行，滴水穿石，具有以有间入无间、以至柔克至刚的有鬼斧神工之力。

    经济的全球化催生并加剧了文化的全球化，而文化的无国界流动，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面对强势文化流水式的侵蚀、洪水般的吞噬，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弱势国家和民族，将越来越难以抵挡文化“糖衣炮弹”的袭击，越来越难以保持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美军认为：“强有力的而且不易败坏的军事文化不仅很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军事文化活力。”

    为保持“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美前国防部长布热津斯基语），他们谆谆教导士兵要“时刻肩负起特殊使命”，即将美式民主“传播到世界每个黑暗的角落”。

    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美国即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攻势，为伊拉克210万学生更换美式教材，花6200万美元营建“中东电视网”，创办《你好》杂志等来大力宣扬美式文化。

    由此可见，军事文化的价值追求是由军事主体的利益需要决定的，国家利益是决定军事文化价值理念的不变要因。

    我军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其职能使命是具体的、历史的，必然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发展利益的拓展而拓展，从关注单一型态国家利益向关注多重复合型国家利益转变，其中当然包括国家文化主权和军事文化安全。

    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军队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繁荣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历史责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三）文化的战争，说到底是价值观的战争。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竞争非但没有淡化，而且以新的形式在加剧。文化的倾销与反倾销，价值观的扩张与反扩张，正在由社会文化领域转移到军事文化领域，军队已经成为“西化”“分化”的重点。

    据统计，西方国家在我国周边地区设立了31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五种方言，174个频率，播出63个小时；支持上千个敌视中国的网站，不断加强敌视中国的舆论宣传活动。

    梵蒂冈已经将21世纪的“福传”重点放在了“拥有巨大发展空间”的中国。他们声称要填补中国的“信仰真空”，使拥有1000多万教徒的“地下教会”浮出水面，感化500万“爱国教会”的教徒“返祖归宗”。

    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苏联、东欧巨变之时，西方提出一个很“时髦”“诱人”的口号：“降下党旗、升起国旗”，“只忠于祖国、不忠于政党”。但结果却是党旗降下来了，国旗也改变了颜色；军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之日，也就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国运衰败之日。

    2006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这是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的深层焦虑。

    何谓“毛泽东化”？有军事专家用15个字做了生动概括：一是“乱不了”，它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二是“跑不了”，谁也别想把一支部队拉走；三是“反不了”，谁也造不了反；四是“变不了”，军旗永随党旗红；五是“误不了”，遇有紧急突发情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直接取决于它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

    我军的先进军事文化之所以能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不竭源泉，成为全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

    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四）有什么样的战争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文化。

    回望历史，哪一次军事变革的风雨交加，不伴随思想观念的电闪雷鸣；哪一次思想观念的抽芽吐绿，离得开军事文化的无声滋养。

    美国陆军前参谋长助理杰伊•加纳中将认为，军事变革的前10年或15年时间里，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即军事变革观念的确立，枪支、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信息时代，抛弃旧知识与学习新知识同等重要，而否定旧观念比树立新观念更难。

    囿于经验的羁绊、思维的禁锢、视野的偏狭，以及时代的局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睹先进战争理念如流星划破夜空的绚烂，感知它如闪电劈开顽石的威力。

    晚清70年间，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的军事变革浪潮，出现过四批军事改革者，却无一例外地折戈沉沙。当权者的思想麻木和观念守旧难辞其咎。

    魏源的《海国图志》撰成后，在国内波澜不惊，在日本石破天惊。1854年至1856年短短的三年之内，《海国图志》在日本的翻刻本多达22种。日本有识之士和普通民众竞读此书，称其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并因此“起了思想上的革命”。

    历史最公平，也最无情。魏源的海防理念所闪发的亮光，没有照亮自己眼前的道路，却照亮了别人的天空。

    其结果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日本侵略台湾到中法战争，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不得不一次次被动挨打，不得不一次次忍受丧权辱国的欺辱！

    思想观念的“剪刀差”，比武器装备的“剪刀差”还可怕。

    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没有前瞻的思维观念牵引，没有科学的编制体制支撑，没有深远的战略谋略护航，军事变革的巨轮既会失去方向，更会丧失动力。

    制约我军发展的最大障碍除了物质技术、武器装备的落后，还有战略目标的正确定位和实现途径的科学选择。

    美前陆军参谋长新关上将对中校、上校们说，你们将领导指挥20年后的陆军，你们自己要考虑怎样变革，更要鼓励和支持下级军官去寻找未来陆军的方向。

    而对于一国的军事战略设计而言，考虑的恐怕不能只是20年，至少是50年100年，甚至更远。

    中国军队必须这样做，也正在努力这样做。

   （五）战争形态决定文化形态。

    在军事文化发展史上，每一次军事文化形态的跃迁莫不是当时军事革命的结果，而每一次军事革命的发生又归功于当时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富勒对此曾作形象类比：“给与文艺复兴以生命者，火药的功效要比十字军时代中与回教徒的接触还更大，因为无论在物质或精神的哪一方面，火药都把中世纪的秩序炸垮了。

    可以断言，未来战争条件下，抹掉了“信息化”三个字，任何军事文化都将与“先进”无缘。而“先进”的扛鼎者，除了信息化装备，还有信息化人。

    因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不是隐藏在堑壕下的枪口，而是电脑屏幕后那一张张智慧的脸和一双双灵巧的手。如果说机械化战争需要的是“钢铁战士”，那么信息化战争呼唤的则是“信息斗士”。

    翻看世界各国的军事战略蓝图，信息能力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军队的“第一战斗力”，信息素养则不可替代地成为军人的“第一素养”。

    据悉，美军凡是建立和使用C4I系统的无一不对指挥机构的人员结构进行调整，提高科技人员在其中的比例。例如，美陆军师、旅级指挥机构中技术人员的比例已提升到30%，美国战略指挥中心的科技人员高达50%。

    日本则视技术力量为“最大的威慑力量”。其现役24万官兵中，士兵只有6万多人，高质量的军官却占七成。只要有需要，日本就有能力迅速将这支“军官部队”扩编为百万大军。

    中国的军事文化源远流长，兵学盛典浩如烟海。尤为难能的是，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革命性变化，不但没有湮灭古老的东方军事智慧，反而使其折射出愈加灿烂夺目的光华，世界各国都在兴起一股“孙子”热。

    西方向东方取经谋略，东方又向西方学习什么？

    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从先秦至今，中国存世兵书2308部，但论述兵器的只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挚要》、《火龙经》、《五经总要》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所占比例不到1%。

    由此可见，透过自身的长板，常常可以窥见自身的短板——没有高新武器装备的武装，没有一大批高新技术武装的官兵，一切引以为傲的兵学经典，都不过是青灯黄卷。

    （六）先进军事文化天然地具有忧患因子。

    马克思说，军队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全。然而，什么样的军队才能生产安全呢？如果单从精神状态层面讲，只有时刻感到自身“不安全”的军队和军人，才能生产出最安全的安全。

    中国军事文化堪称最道德、最不具威胁性的文化。从造字的“止戈”为“武”，到管子的“举之必义”，老子的“不以兵强天下”，墨子的“兼爱”“非攻”，孔子的“教战”“慎战”“仁战”，再到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论是战之目的，还是战之谋略，皆以“仁”为本，以“和”为贵。

    1972年，83岁的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一次震惊世界的对谈。池田大作直截了当地问：“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世界而使其殖民化。”

    汤因比回答说：“与其说中国人是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来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

    这种以“自卫”为内核的防御思维，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精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最可宝贵的财富。然而，它也容易削弱军队的“不安全”感，消解军人的“敌情”观念，被暂时的和平遮住视线，被一时的繁华迷住双眼。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史，便是“自卫”被“自大”撕裂的伤口。

    著名军事家约米尼说：“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政府采取什么形式，为了避免受到子孙的谴责和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起见，提倡尚武精神，尊重军事职业，实在是一种明智的政策。”

    世界仍不太平，中国并不安全。

   （七）文化从哪里开始，历史的进程便从哪里开始。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正在营造一种可持续转型的文化，保证美军总是比任何潜在的对手超前几步。”

    当文化越来越成为军队转型的重要推手，越来越成为战斗力生成的直接动力，越来越成为官兵须臾难离的心灵归宿，我们该锻造怎样一种文化，保证赶上那些并非潜在的对手？

    历史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出征的号角却已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