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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争光，自主创新是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国防科大科研部副部长 刘 波
学校从创建那一天开始，就把为国争光、自主创新作为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大，学校历届党委始终坚持用党的理论和优良传统育人铸魂，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了以8个国家创新团队为代表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取得了以“天河”一号为标志的5000多项科技成果，形成了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今天的国防科大，日益成为国家和军队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长期的攻关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把祖国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军队的强大作为职责使命，自主创新才有不竭的动力，才能创造一流的业绩。
上世纪70年代，高性能计算机成为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志。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巨型计算机，勘探出来的矿藏、石油数据资料，都要送到国外去处理，不但花费昂贵，而且无密可保。我国某研究所进口了一台巨型机，外方以技术保密为由，为这台机器建了一个六面不透光的“安全区”，我们的技术人员上机必须在外方人员监控下进行，这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
1978年，在那个科学的春天，小平同志掷地有声：“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他提出由国防科大承担亿次机研制任务。那时，我们只研制过百万次计算机，研制亿次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的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慈云桂教授立下铮铮誓言：“现在我已经60岁了，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一定要把巨型机搞出来！”5年顽强拼搏，5年的日夜奋战，慈教授和战友们攻克重重难题，提前一年完成研制任务。
1983年12月26日，我国首台亿次计算机问世。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把这台机器命名为“银河”，并欣然赋诗：“亿万星辰汇银河，世人难知有几多。神机妙算巧安排，笑向繁星任高歌。”银河亿次机的诞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巨型机。我们把这台机器叫做“争气机”，它为国家争了气，争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正是凭着这种不畏艰险的勇气，从“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到“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从超精密加工技术到环形激光器，从新体制雷达技术到“北斗”用户机，从核心路由器到麒麟操作系统，从磁悬浮列车到无人驾驶汽车，我们一次又一次登上了科学技术的高峰！
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勇当先锋——
胸怀忧患敢于担当
■国防科大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孙广富
卫星导航定位是一项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技术。美国、俄罗斯已建成全球定位系统，欧洲也正在加紧研制。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了自己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然而经过多年攻关，地面关键设备技术迟迟未能突破。
1995年6月，我们几名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带着自己的技术方案，敲开了“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的门。这份方案让他眼睛一亮。陈院士与众多专家反复论证，最后在方案审核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很快，我们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年轻团队，在庄钊文教授的带领下，从一笔鼓励尝试的4万元经费起步，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探索。经过6年奋战，我们成功了。紧接着，我们再度出击，研制出“北斗”系列用户机。汶川大地震，救援部队用“北斗”用户机向党中央第一时间报告了震中灾情，为迅速展开抗震救灾开辟了一条信息通道。
当大家打开电脑时，有没有想过，我们使用的操作系统，可能留有“后门”、埋有“逻辑炸弹”，2008年10月，微软公司以反盗版为由制造的黑屏事件震惊全球。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迫在眉睫。
早在2000年，廖湘科教授就带领团队开始向这一科技高地发起冲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废寝忘食，不分昼夜。一次，廖教授在家里又熬了一个通宵，临出门时，妻子把早点送到他手上，并提醒他，路上顺手把垃圾扔掉。他一手拿着早点，一手拎着垃圾袋，一路小跑赶往乘车点。路过垃圾桶时，他不假思索地把早点扔掉了，将垃圾带上班车，直到同事提醒才回过神来。
麒麟操作系统进入最后关键阶段，研究员小戴从电话里得到女儿出生的消息。刚结婚时，小戴和妻子曾经有个约定，生孩子的时候，一定陪在她身边。一边是亲情的呼唤，一边是使命的召唤。他毅然把牵挂深埋在心底，坚守在实验室。一个星期后，麒麟操作系统终于问世。他匆匆赶到医院，妻子哽咽地说，终于来了，给宝宝取个名吧。他说，就叫安琪吧，庆贺麒麟操作系统和我们的宝贝平安诞生。
指挥控制技术是信息化作战的“倍增器”。从2004年开始，老松杨教授把这一技术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常年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健康频频亮起红灯，三十几岁的他，走路已显出老态。同事们打趣地说，“教授姓老本来不老，现在真的变老了。”他主持研制的智能交互式通用指挥平台，在重大演习中大显身手，为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了又一利器。
高科技竞赛场上容不得亦步亦趋、照搬照抄——
奋力赶超创新制胜
■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 胡庆丰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辉煌的时刻。2010年11月17日，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在美国新奥尔良发布，我们研制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以峰值速度每秒4700万亿次、持续速度2566万亿次的优异性能，雄居世界第一，我们把五星红旗插上了超级计算世界之巅。
超级计算技术处于当今信息技术的前沿，是世界公认的高新技术制高点。2006年，杨学军教授撰写的论文，在国际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流处理器应用于科学计算。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在“天河”一号上设计了CPU+GPU的异构协同计算技术方案。为了提高GPU的效率，我们一天到晚紧盯着屏幕，捕捉一次次优化的机遇。有一天深夜，主任设计师杨灿群突然想起白天的一组数据可能有问题，连忙跳下床，一路跑到实验室，打开电脑，查看实验数据，果然有了新的发现。就这样，经过8万多次实验，我们创造了世界GPU计算的最高效率。
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技术权威断言，在雷达极化研究领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很难取得突破。博士生王雪松决心向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极化理论发起挑战。课题一开始，就陷入了重重困境。王雪松成千上万次从杂乱的电磁波中捕捉极化参数，进行记录、分析。整整5年，他迎着怀疑的目光，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建立起“瞬态极化”理论体系，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它“完全颠覆了传统”。
1纳米大约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八万分之一，5纳米，这是我们在光学精密加工领域创造的“中国精度”。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开始超精密加工的技术研究，造出了世界上性能最好的芯片和一批尖端武器装备。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还在沿用传统的手工作业方法。面对这巨大差距，李圣怡教授和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超越之路，跨过一、二代制造加工技术，研制出磁流变和离子束抛光装备，使我国光学加工一举进入纳米精度时代！
在校园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位穿一身绿色作训服、解放鞋的老人，他就是环形激光器技术团队的领军人物高伯龙院士。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环形激光器，引起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我国许多单位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都因基础工艺过不了关而先后放弃。高院士说，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1994年11月18日，我国第一台环形激光器通过国家鉴定，高院士“30年磨一剑”，终于大功告成。如今，年逾八旬的高院士，依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依然闪耀着不灭的人生激光。
现代科研一个人本事再大，离开集体将难有作为——
团结协作拼搏奉献
■国防科大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 闫 野
1999年，我们承担了先进推进技术研究项目，火箭发动机燃烧时耐高温与隔热，是我们遇到的最大技术难题。这一问题涉及航天技术和材料科学两个学科。院领导提出整合两个学科力量联合攻关。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小陈，被抽调到了联合攻关组。在新型材料实验的关键阶段，他一直奋战在第一线，一闭关就是整整8个月。耽误了论文准备时间，由于超过期限规定，最终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他说，没有取得学位确实很遗憾，但看到我们的成果应用在火箭发动机研制上时，我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每个人都自觉发扬螺丝钉精神，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年过八旬的赵伊君院士，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后17次改换专业和研究方向。每一次转行都是一次挑战，每一次转行都是一次超越。
1994年3月的一天，31岁的教员杨学军，被任命为“银河－Ⅲ”的总设计师。力荐杨学军当总师的是卢锡城院士，曾是“银河－Ⅱ”的主任设计师，本是总师的理想人选，但他却说，计算机是年轻人的事业，应当让年轻人来挑起这副重担。杨学军不负厚望，先后担任多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总设计师，带领团队登上了世界高性能计算技术的“珠穆朗玛峰”！
老专家老教授不仅把年轻人“扶上马”，还满腔热忱地“送一程”。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宝贵经验、实验方法、技术资料和盘托出。刘普寅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身患癌症住院的最后日子，他忍着剧痛与学生们探讨起前沿学术问题，有时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当年研制“两弹一星”，一大批科学家隐姓埋名。如今，在我们学校，这样的人也很多很多。一位老教授年轻时参与了我国第一、第二次核试验，主持完成了多项国防重大科研工程。在他70岁生日那天，前来贺寿的学生看到老师厚厚两大本学术论文集，发现大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大家为这些高水平的论文不能见诸于世深感惋惜。然而，他平静地说，我这辈子做的是国家和军队需要的事情，论文发不发表，有什么关系呢。
2007年，教育部专家组来校考察，对我们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感叹不已。一位专家问我们，是什么使你们上下一盘棋、齐心协力干大事，是什么使你们几十人、上百人长期心甘情愿地干一件事，一干就是几十年。我们是这样回答的，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使命责任，让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拼搏在一起，奉献在一起！
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能走多远，中国人就能把头昂得多高——
他们高擎火炬前行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2003年秋天，当我第一次走进茫茫戈壁滩中的航天港时，我惊奇地发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中，近一半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她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顶尖人才？带着这个问题，我走入湘江之畔的国防科大，走近了一群可爱的国防科研工作者。
慈云桂教授被称为我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牛棚可以禁锢他的身躯，却泯灭不了心中的强国梦。白天，慈云桂参加劳动，深夜别人熟睡后，他就悄悄爬起来，点上蜡烛，在写交代材料的纸张背后勾勾画画，设计新一代计算机。10年后，在他带领下，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成功问世。
为了设计出高水平的计算机运算控制系统，青年讲师俞午龙连续5天5夜没合眼。第6天深夜，从梦中醒来的妻子发现他还在着魔似地伏案工作，一把抢过桌子上的图纸说：“你再这样拼下去，我就把这些图纸剪碎了！”第二天一早，俞午龙就出差去了黄山。谁也没想到，他病倒在黄山脚下，再也没能回来。
科研冲刺关头，得知自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42岁的蹇贤福副教授说：“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抓住有限的时间为银河巨型机研制多做点事。”他把科研资料搬到病房，直到去世前的头一天，他还写下了半页纸。
漫步科大校园，我的目光，常常落在一位老人的金色塑像上。老人正是我在报告开头提到的我国巨型计算机事业奠基人——慈云桂教授。他的目光安静而有力，仿佛在看着一代代后来者们继续传递那支光芒四射的火炬。
每一个熟知“两弹一星”历史的人都深深懂得，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走得多远，中国人就能把头昂得多高！与他们所创造的让世界瞩目的奇迹相比，创造奇迹的过程显得那么平淡。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他们，很难讲出新闻记者所喜欢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仿佛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坚持——坚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奇迹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这个关于坚持的故事，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们共同的故事，它体现在每一行奥妙无穷的数学公式里，每一轮披星戴月的加班里，每一次风雨兼程的试验里。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步伐，就在这些没有故事的故事里，悄然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