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长征实现从失败退却向主动转移的关键人物。1934年10月，王稼祥带伤参加长征。他积极提议召开会议，纠正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他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王稼祥积极宣传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使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担架上的“阳谋”

　　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身负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把残留弹片全部取出，伤口化脓，引起感染性腹膜炎。从此，王稼祥一直住在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长征前夕，博古研究转移人员名单时，曾经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据理力争，认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王稼祥随军转移。王稼祥为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这样关心自己深怀感激。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同被编在中央纵队。博古和李德认为，这三个人经历背景不同，性格禀赋各异，大军西进连天炮火中没有时间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活动。事实完全出乎博古和李德的意料。他们三人不仅行军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住在一起，一有时间就互相交谈、讨论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张闻天骑马，也可以放慢速度加入谈话。因此，他们被称为“中央三人团”，以区别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这些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王稼祥、张闻天同毛泽东在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逐步一致起来。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所致，要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了。于是，王稼祥便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当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很欣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

　　接着，王稼祥便利用各种机会，找有关领导人交换意见，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时聂荣臻因为脚伤，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在行军途中听取并完全赞成王稼祥的意见，认为应该请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改变当前红军所处的危局。周恩来、朱德等也都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同时，毛泽东在红军抢渡乌江之前，也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幽默地把这些谈话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这绝不是阴谋，准确地说，是“阳谋”。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

　　1935年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1月9日，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进入遵义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安排住进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别墅。这是一幢两层楼，楼内的红漆地板闪闪发亮，彩绘的玻璃窗五光十色。楼上阳面两间房，毛泽东住在东边一间屋，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屋，张闻天住在楼下。这种住房安排既象征着他们在党内地位的新变化，也为进一步酝酿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便利。

　　起初，博古不赞成开会，然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一致要求，这才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数万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千载难逢的时机。毛泽东不能错过，中国革命也不允许错过！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定由张闻天执笔起草一个报告，阐述他们的意见，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推门来到王稼祥的房间。医生刚好给王稼祥的伤口换完药，王稼祥缓了一口气，用粗布毛巾擦去脸上渗出的汗珠，连忙示意毛泽东坐下。稍致问候，毛泽东便把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赞同地说：“好，洛甫（张闻天）理论功底厚，又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地位比我们重要，由他作报告身分比我们合适。不过，洛甫不大懂军事，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你可要全力帮助他写好这个报告。”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王稼祥点点头说：“那当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毛泽东感到如释重负。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正在精心撰写他的副报告。

　　1月15日至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这里是军阀柏辉章的官邸。王稼祥是带伤抱病参加会议的，因为他不便长久坐着开会，事先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把藤躺椅，使他可以躺着听。整个会议期间，不管伤痛如何剧烈，王稼祥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从不缺席。警卫员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却责备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顾得上请假！”会议一开始，博古作了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毛泽东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报告。下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态度诚恳，论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主张首先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场上许多人十分赞同和信服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讲完后，王稼祥坐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王稼祥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这样，王稼祥就成了党和红军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历史在这里转折，革命在这里找回希望。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陈毅说到遵义会议时，曾经形象地把王稼祥比作楚汉相争时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可王稼祥本人从不张扬，很少谈起，妻子朱仲丽和他结婚二十年后才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丈夫这一历史功绩。

    毛儿盖之夜的规劝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张国焘拥兵自重、野心膨胀，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好不容易会合了，却又出现了内部分裂的危机。6月 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红军北上还是西进，与张国焘展开争论。在会议上王稼祥发言支持中央北上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最后会议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争取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王稼祥与李富春、刘伯承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和宣传贯彻中央决定。对于张国焘散布的错误主张，王稼祥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7月间，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经卓克基、芦花、沙窝，到达毛儿盖。这时，王稼祥因为患病发高烧，停留在沙窝接受抢救治疗。病情稍微好转，王稼祥便赶赴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向中央伸手要权，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结果贻误战机。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要求，8月3 日军委依据敌情变化，重新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向甘南广大区域发展，并决定红军分两路北上。

　　大敌当前，又身处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什么比全党全军的团结更重要呢？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应该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为进一步争取团结张国焘，毛泽东同王稼祥商量，想单独跟张国焘再谈谈。朱德也说：“稼祥啊，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话，你再去做做张国焘的工作，叫他不要太固执己见了。”王稼祥也正为这一严重分歧而不安，同意由他和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深入交换一下意见，努力说服他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为照顾王稼祥的身体，谈话地点放在他的住处。为此，王稼祥做了认真准备，又叫警卫员找来一点烟叶和砖茶，炖上了一大壶茶水。毛泽东领着张国焘进来之后，王稼祥亲自为他们沏上茶水，毛泽东高兴地说：“稼祥连‘粮草’都预备好了。”三人围着一盏羊脂油灯坐下，尽量心平气和地开始交谈。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挚，深入而详细地解释了中央北上的方针，委婉地指出了张国焘主张的危险后果。王稼祥不断支持、补充毛泽东的意见，并对中央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又以谦和的态度，劝说张国焘以大局为重，正确理解并执行中央的指示决议。张国焘开始还不断为自己辩解，后来却无言以对了。最后他对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苦口婆心，索性不置一词，实际上是以沉默相拒。外面月暗星稀，不时传来几声犬吠羊咩，屋内的灯油已快熬干，火苗越来越微弱。当一个人头脑发昏、野心膨胀时，是很难听进善意规劝的。谈话从黄昏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多钟，张国焘故意大声打着呵欠，表示不愿意再听下去了；王稼祥也感到有点口干舌燥，身上困乏心中着急；只有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一面抽着大叶烟，一面继续侃侃而谈，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意。张国焘最后表示，容他回去考虑考虑，不再拒绝但也没有表示接受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

　　8月21日，毛泽东和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以坚忍的毅力，经过七天七夜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迅速赶往红三军团驻地，与正在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连夜先行北上，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指挥军事，领导红军北上。随后，红军攻克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了陕甘根据地。

    参与巩固陕甘苏区、促使三大红军会师的决策

　　1935年10月19日下午，王稼祥随毛泽东等人到达吴起镇。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飞舞，人群沸腾。毛泽东兴奋地对王稼祥说：“到家了！这一回真的到家了！”王稼祥也满怀激情地说：“是啊，千难万险，终于有了这一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继续对陕甘根据地发动 “围剿”。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坚决粉碎敌人“围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王稼祥在会上发言，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任务和行动方针。11月初，中央红军经保安东进，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合。11月3日，党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党政军分工问题，王稼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总政治部主任。11月8日，军委决定先消灭东进的董英斌部，以粉碎敌人的 “围剿”。三天后，红一方面军胜利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敌人1个师又1个团，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制定的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中旬，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共同北进。王稼祥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此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连续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通报敌情，鼓舞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引导部队北上，还指示红一方面军向南进攻予以策应。是年10月，三大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王稼祥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偏偏在这时，他的腹膜炎又复发了，中央决定送王稼祥赴苏联治疗。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长贺诚陪同前往。1936年7月25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跟好几位领导人是分不开的，其中就有王稼祥。岁月流逝，伟人已去。王稼祥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铭刻在红军长征胜利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