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我们党老资格的领导人。在长征中，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代表党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实现党的历史转折做了积极努力。后来，他又奉命退出长征，从川西秘密回上海，并远赴苏联汇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情况，成为最早记述和宣传长征的人。
在红五军团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夕，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朱德和周恩来向陈云交代了任务。陈云虽没有部队任职经历和作战经验，可危急时刻他决心勇挑重担。
    1934年10月18日晚，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江西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由于红军大部队行动缓慢，国民党追兵源源赶来，负责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与敌人连续不断地激战。陈云积极协助军团首长全力督促和组织部队在战斗中前行，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随着西进困难加大和距离根据地越来越远，许多中央苏区籍战士不愿意离开家乡，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现象增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11月4日，陈云再次深入部队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召集会议讨论如何开展思想工作。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
    经过浴血奋战，红五军团终于抢在敌人合围之前渡过了湘江。然后，红军队伍进入西延山区。这里山势连绵，道路崎岖，人烟稀少，红军行动极为困难。陈云来到老山界的山脚时，太阳已经落山。稍事休息，吃几口炒面，部队开始爬山。天冷风大夜黑路陡，陈云和大家一样走一步停一下，疲惫至极，可又不敢合眼，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谷。队伍越走越慢，午夜过后，火把燃尽，部队只好就地休息，大家横七竖八倒地就睡。陈云后来描述说，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了。
在军委纵队
    行军方向成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红军高层领导对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后，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陈云由于随后卫红五军团行动，距离中央所在先头部队还有几天路程，因而没有参加会议。当博古向陈云通报了会议情况后，陈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因为这将使中央红军避免全军覆灭的危险。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决定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强渡乌江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9日，陈云和刘伯承率领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分别担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批评了“左”倾中央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与危害，明确支持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陈云被指定为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抓紧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战于川、黔、滇地区，开始变被动为主动。金沙江是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能否顺利渡过直接关系到全党和全军的安危。为了完成渡江任务，红军专门成立了渡河司令部，陈云和刘伯承分别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红军3万多人利用6条破烂小船，连续九天九夜，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等到敌军追到金沙江边时，只有望河兴叹了。红军渡金沙江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充满慨叹地评说：“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随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畔消灭红军的梦想成为泡影。
秘密出川
    1935年5月31日，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出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以争取支持和帮助。会议没有明确陈云出发的具体时间，于是他一边行军，一边抓紧做好出川准备。刘伯承担心陈云在路上的安全，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个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6月7日，陈云随军抵达天全的灵关，中央通知陈云退出长征，执行“泸定桥会议决定”。陈云从林伯渠那里领取了3000元活动经费和200元路费，还带了一部线装的《三国演义》和一只热水瓶，把大面额钞票藏在热水瓶胆下面。随后，他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
    从灵关到上海，路途遥远艰险，陈云人生地不熟，又是上海口音，没有可靠的人护送绝对不行。部队经过慎密考虑，挑选一个参军只有6天的红军战士护送陈云出川。这位红军战士叫席懋昭，虽然只有23岁，但已是具有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地下党员。为了避开追击的敌军，陈云和席懋昭决定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然后取道成都，直奔重庆。走出灵关不远，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人，他浑身是泥，慌里慌张。陈云和席懋昭会意一笑。原来，这人是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荥经县的地主。为了利用他掩护陈云出川，红军扣留他之后，又故意让他溜掉。当他追上来时，席懋昭主动与他搭话，说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三人结伴而行。沿路遇到检查站，席懋昭和局长便上前答话，陈云假装解手混过去。第二天，他们到了荥经县城，一路同行成了“患难之交”，教育局长极力邀请到他家住一夜明天再走。天亮之后，陈云和席懋昭便转向雅安，昼夜兼程赶了五六天路，总算到达了成都。
    这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大街上到处是特务和警察，戒备森严，随时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旅馆安顿下之后，他们分头行动。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找到了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并通过他把钱汇给在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这些钱后来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陈云又按照事先同周恩来的约定，托人去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廖家骏”是陈云的化名），向中央报告他平安到达成都。
    虎狼之穴不能久留。事情办妥之后，陈云和席懋昭迅速乘车前往重庆。在重庆，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并在他家住下。刘伯承的母亲问长问短，全家热情招待陈云。10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
远赴莫斯科
    从重庆乘轮船沿江而下，陈云于7月上旬安全抵达上海。陈云到上海后，发现上海白色恐怖严重，难以开展活动。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再三催促，1935年8月下旬，陈云决定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和陈潭秋等人秘密登上苏联客轮到达海参崴，休息两天后，又换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9月上旬，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陈云与王明、滕代远等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在上海停留的一个半月期间，陈云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发行和流传，他以“廉臣”的笔名，巧妙地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地记述了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行至川康交界期间的传奇经历，生动描写了红军领导人，书中描述：“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待人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些描述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报刊的歪曲宣传。这本书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登载，接着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此后很快传回国内。陈云这本书，写得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对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对提问作了答复。陈云根据亲身经历，对长征的主要经过作了详细介绍，他着重指出，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陈云阐述了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取得胜利，是因为红军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支持”。陈云还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分析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针对敌人把红军丑化为衣衫破烂、疲惫不堪的宣传，陈云说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战斗。
    陈云所作的报告，不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且使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等领袖群体有了正确的了解，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云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遵义会议后中央交给的任务。不久，这个报告被人整理成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以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记录和宣传长征的人，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