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经历了红军艰苦卓绝万里长征的全过程，所走的路途最长，经历的磨难最多，面临的危险最大。他衷心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北上方针，竭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终于完成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群龙得首自腾翔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红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征途，开始了长征。起初，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要去哪里。由于受“左”倾领导排挤，朱德没有参与战略转移决策，直到临走时才被告知。朱德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脚踏草鞋，大步走在司令部队伍最前面，配给他的马匹常用来驮东西或伤病员使用。这种与红军指战员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大家深受鼓舞。
    红军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依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数万红军的生命危在旦夕。险境之下，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打硬拼。浴血奋战五昼夜，终于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湘江水，到处是红军将士的尸体。这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
    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在通往湘鄂西的路上蒋介石已经部署了重兵。可是，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准备带领红军往敌人的口袋里钻。在此严峻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惨痛的损失和教训，引发了红军指战员的思考，也使朱德对毛泽东更加信服，他和其他多数领导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湘南通道县城后，立即转兵西进贵州，一举攻克黎平，渡过乌江天险，于7日袭占遵义。9日下午，天下着小雨，朱德、毛泽东等先后到达，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2日，朱德在遵义的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阐明红军是工农伍，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了红军联合抗日的政策主张。会后，朱德参加了红军和群众的篮球友谊比赛。
    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官邸，红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是一幢带院的二层柱廊式灰砖建筑。朱德和康克清被安排住在这里。中央决定1月1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就选在柏宅，主要议题是总结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
    晚上7点整，大家来到楼上一个长方形客厅，围着长方桌坐下。因为天冷，地板上还烧着一盆炭火。天花板上挂着的煤油灯，放射出黄晕的光芒。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策略方针。朱德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发言的每一句话，都在他心中激起了波澜。这是激情和喜悦，这是希望和光明。王稼祥、张闻天发言之后，向来沉稳大度的朱德按捺不住了，他要起来发言了。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并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朱德底气十足、声如洪钟，周恩来带头热烈鼓掌。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红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26年后，朱德缅怀遵义会议激情赋诗：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后，红军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通力合作，指挥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1935年6月，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敌人各个歼灭红军的狂妄企图，壮大了红军力量，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身陷逆境砥中流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刚刚会合，就出现了分歧。25日，大雨滂沱，一直下个不停。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一直冒雨耐心等待张国焘的到来。许久，在30多名骑兵护卫下，张国焘骑马来到两河口镇。张国焘看上去红光满面、肥头大耳、衣着得体。简单寒暄之后，举行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朱德先致欢迎词，热情地称赞了红四方面军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但张国焘在讲话中却流露出同中央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给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野心膨胀，开始向中央要权。他表面同意中央北上方针，却按兵不动，有意拖延实施松潘战役计划，坐失战机，使得红军只能通过茫茫草地北上。
    大敌当前，团结为重。中央在不断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维护两军团结的同时，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任命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并不满足，仍在暗中进行反中央活动，蓄意破坏两军团结。对此，朱德深感忧虑，他主动和四方面军的同志接触，总是多讲优点、多说鼓励话，增进了解和信任，受到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
    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考虑到张国焘的意见，中央军委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分路经草地北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从此，朱德要同党中央、毛泽东暂时离别。临别时，毛泽东紧紧握着朱德双手，嘱咐道：“朱老总，对张国焘要多加小心警惕啊！”“请主席放心吧！”朱德笑着回答。话虽这么说，可朱德深知同张国焘共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后，朱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部赶赴左路军集结地，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难凶险的时刻。
    张国焘本来就不愿北上，艰难行进几天后，便借口噶曲河河水上涨不能通过，决定左路军重返阿坝，还要求右路军撤向松潘。朱德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并派警卫员骑马过河测试河水深度。河水仅及马腹，队伍完全可以渡过。朱德坚持执行中央意见，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完全不顾朱德、刘伯承的意见，专断下令左路军返回阿坝，并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为避免导致严重后果，毛泽东和中央果断决定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出发，单独北上。9月10和11日，中央连续发电报给张国焘，要求他立刻率左路军北上，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返回阿坝后，张国焘开始组织围攻朱德，大造反对中央的舆论。他在一个喇嘛寺里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迎面悬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一些人跟着起哄，硬逼着朱德当众表态。朱德坦然自若、从容不迫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有人冲着朱德大喊：“既然你主张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平静地说：“我是党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张国焘的亲信黄超居然不顾半点斯文，带头跳起来谩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这时，刘伯承挺身而出，气愤地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于是，矛头又立刻转向了刘伯承。
    张国焘铁了心要同中央分裂，野心越来越大。10月5日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到卓木碉，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要求朱德与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幽默地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他又耐心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为了逼迫朱德就范，张国焘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对此，朱德坚决反对，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反对。我们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同中央对立。”“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作为红军统帅，朱德在政治大节上是非常清醒的。
    张国焘对朱德又气又恨，可又不敢采取极端手段，只是把他和刘伯承调离司令部，并暗中对他们进行监视、控制和威胁。在极端凶险的情况下，朱德一方面做好了万一不测的准备，同时，又积极团结四方面军指战员，尽可能地保护受张国焘打击迫害的同志，等待机会把南下红军引上重新北上的正确道路。
    三军过后尽开颜
    正如毛泽东预言：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经过几个月苦战，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４万余人，处境陷入被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现实无情地揭穿了南下“有房有粮”的空话，张国焘多年建立起来的威信一落千丈。战局发展越来越不利，朱德和徐向前建议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康北的炉霍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国焘致电中央同意重新北上。年届50岁的朱德率领红军第三次翻阅3000多米高的夹金山，还征服了5000多米高的“万年雪山”党岭山，到达炉霍。
    康北高原，不宜大部队久留。当听到红二、六军团到达黔滇边界的消息后，朱德很兴奋，他希望他们早日到来，增加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实现共同北上的目标。朱德以总司令名义电令红二、六军团向甘孜地区转移，与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改变原计划，停下来等待他们。张国焘虽然也同意，但他却另有打算，他是想把两个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6月底，红二、六军团终于到达甘孜，朱德分别同两军团的领导人谈话，针对张国焘诋毁中央的舆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同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斗争。朱德见到贺龙高兴地说：“好哇，你们来了，我腰杆就硬了。”任弼时说：“总司令，我们听你的指挥！”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悄悄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把原红九军团编到六军团中。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致电，要求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同四方面军一道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７月初，二、四方面军启程北上。朱德对部队行动做了精心考虑和安排，他要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任弼时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原则性强，随总部行动，可加强对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8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走出茫茫草地，从川北进入甘南。这时，党中央派出西征军进行策应。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中央要求四方面军迅速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朱德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但张国焘想保存兵力，不愿意主动迎敌，又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在岷州会议上，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他时任西北局书记），朱德果断地说：“他不干，我干！”随即找来作战参谋，着手制订北上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同意继续开会。会上，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只好表示“少数服从多数，牺牲个人意见，同意北上”。
    然而，张国焘并不死心，还要最后一搏。岷州会议后，他先行赶到前敌指挥部，向有关未参会人员宣传他西渡黄河的主张，并向部队发出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朱德十分气愤，彻夜未眠，坚决要求执行原方案，并且冲破阻力，向中央发电报。再加之，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西进企图难以实现，张国焘的梦想彻底破碎了。
    1936年10月，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1月底，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到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毛泽东称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