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第一次听说在中国已刚刚建立起了共产党组织。他回忆说：“当时我听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花汉儒谈社会主义的，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要寻找共产党了。”

    1924年7月，贺龙率部驻贵州铜仁。他的秘书长严仁珊有个亲戚即铜仁籍在黄埔军校的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的黄埔同学，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反映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信件。贺龙读了这些书刊和信件后兴奋异常，他对严仁珊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希望和办法。”

    1924年秋，贺龙率部驻防沅陵。其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陈章浦到湘西了解部队情况，目的是按中央“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斗争中，决定的要素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指示，在各地寻找倾向革命的部队。也许就是缘分吧！贺龙就是他要找的对象之一。

    陈章浦找到了贺龙，两人谈得非常融洽，贺龙爽快地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这就是他与共产党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此后他决定去广东找共产党。可是此时熊克武正筹备组建联军准备北伐，暂时没有同意贺龙去广东。贺龙虽未成行，但他对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权增强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基本政策也有了一定了解。同年11月17日，贺龙率部来到常德，当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夏曦来访，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时，贺龙热情接待客人，将仅有的10万大洋分出5万作为资助。同年12月，毛泽东派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陈昌到常德专程拜会贺龙，两人相处极好，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贺龙为此深感悲痛。24日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此时，他更加迫切与中共党组织靠近。4月15日，受赵恒惕的委任为澧州镇守使，明为民国地方官，暗中探索寻找革命之路，实施了一系列爱民便民措施。6月29日通电声援“五卅”惨案中反日工人、学生，誓作他们的后盾。

    1926年8月，经贺龙主动要求，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贺龙所在的第九军第一师，受到了贺龙和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因为贺龙驻扎在周逸群家乡。周、贺彼此早有所闻，贺龙经常收到过周逸群寄的革命刊物和信件，所以此次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友，周逸群到达第3天，贺龙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因为这是他的最高人生追求。

    然而，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所以周逸群只好委婉地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贺龙从此在政治上已完全倾向共产党了，他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赤诚，特请周逸群帮助改造部队，并派人请中共湘区省委来帮助办讲习所，让部队的下级军官到所里参加培训。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讲习所，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了陈昌、武文元、张子清等优秀党员担任教员。政治课程有《孙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经济学》、《资本论入门》、《哥达纲领批判》等（该讲习所共办了一年多，直到南昌起义才结束。它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部队基层骨干，这批学员成了贺龙领导的部队的骨干力量，为后来他走上革命之路起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贺龙又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部队内部开始建立政治机关，党组织在第一师的营以下各级官兵中开始秘密发展起来，并建立党支部。一天贺龙部下有个号称“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跑来请示他，可不可以加入共产党，贺龙满脸笑容地对他说：“好得很，赶快参加，我还要参加呢！”不久，他的另几个营长罗统一、贺桂如等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然而，贺龙由于倾向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朗，却引起了部队中以陈图南为代表的，一些资格老、职位高、自恃有功而思想陈旧的军官们强烈不满。他们抱成一团，经常发泄仇视共产党的议论。陈图南还秘密联络了桑植籍的军官，如师参谋长陈淑元、手枪队长陈佑卿、机枪营长陈策勋等在部队中形成了一股右派力量，专与贺龙作对，散布一些流言蜚语，扰乱军心。

    1927年，当“4.12”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出现后，许多革命党人在这时因看不清形势而放弃了信仰，对革命产生动摇而叛党投敌。而贺龙恰恰相反，一身正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陈图南等人与他加剧对抗，一天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一团突然发生了闹饷事件。当贺龙到该团训话时，队列里有人竟敢朝贺龙开黑枪，由于慑于贺龙的威力，并未击中。贺龙当即采取果断措施，并通过周逸群向中共中央报告，由共产党员吴德峰任局长的武汉公安局出击，在武汉大智门的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等人，在大会上对他们进行公开处决，并对大家说：“这就是与共产党作对的下场”。

    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汪精卫，既怕贺龙，又离不开他，公开不敢对他下手，只好采取拉拢的办法想收买他。贺龙胸有成竹，沉着应战，率独立十五师转战河南，屡立战功，不久被扩编为暂编第二十军，并开回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17日，贺龙召集连以上军官大会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几个晚上，他总是彻夜难眠，他想起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更想起自家的先祖贺迁壁，面对敌人的屠杀，高呼“民众万岁”的惊人之举，他豁出去了，只要求得真理，死无足惜。

         1949年的贺龙

    人生追求，各有不同，有的是名利，有的是真理。古人云：“人生进退，唯问其志”。贺龙追求的是后者。

    贺龙，清光绪22年3月9日（1896年3月22日）诞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贺仕道，母亲王金姑。贺龙为文字辈，原名贺文常，排行老四。

    贺龙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好汉不怕出身低”。当他还是11岁的儿童时，就有了与人不同的人生追求。他一边帮家中干农活，一边向邻居学习拳脚功夫。他懂得只有过硬的体质和本领，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13岁那年，听乡里一些赶骡马的人说，外面的世界真大，真精彩。幼少的贺龙萌发了外出闯一闯世界的念头，于是在这年（1909年）开始学赶骡马，从永顺龙家寨驮煤炭到湘鄂川黔边境一带换盐，也就是替人跑运输吧！在与人打交道的交谈中，发现自己名字很不理想，于1910年1月20日，改名云卿。

    1911年11月，贺龙与乡友刘玉珊等人到贵州买马回来，行在慈利途中，忽然听到辛亥革命消息，不由心中振奋，很想组织一个革命队伍。从这时起，就有了拉队伍的打算。次年春，在恩施加入哥老会组织。

    1914年秋，贺龙刚满18岁，就以敢作敢为称著乡里。桑植有个叫陈图南的文人，名义教书，实为中华革命党人，一天专程到洪家关拜访他，二人谈得很投机。贺龙告诉他因抗税而被关押过，自己不服，还打过县衙领班的儿子，后又将县盐税局长痛打一顿，为此被县令通缉，但毫无畏惧情绪。由于哥老会的帮助才未深究。陈图南夸奖他能干，有志气，是块好料。并向他介绍说：“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目的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让全国老百姓一律平等，实行天下为公。现在封建王朝推翻了，可袁世凯篡了权，所以还要革命。”贺龙亮起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问他，孙中山的这个中华革命党对贫苦农民有什么好处？陈图南说：“他主张平均地权，要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贺龙虽没念过多少书，初次听到这个文化人讲述的这番道理，觉得很新鲜。他当即答应了陈图南。两天后，贺龙在县高等小学按下指印，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5年，与大庸吴佩、田子荣等在石门泥沙河一带运动军队，并让陈少南入川搬兵，讨伐袁世凯。

    1916年1月21日，他与陈图南、姐夫谷绩廷（姐姐贺英的丈夫）在石门泥沙河杀掉警备队，夺枪80支，发动农民，攻打石门县城。虽遭失败，但增加了战斗经验。嗣后，受大庸革命党人罗刽仇的指点，于3月16日，率贺勋吕、贺占卿、王真卿等21名青年，夜行90里，奔袭芭茅溪盐局，用柴刀亲手砍杀，共夺枪12支，3月26日在洪家关举起“讨袁护国军”大旗。12月23日，在慈利、桃源两县交界处的两水井与吴玉霖两人又各持柴刀一把，缴获敌兵长枪2支。此后在常德、临澧、石门、桃源、湖北公安、松滋等继续扩大农民武装，部队发展壮大到100余人。

    贺龙在反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不断壮大崛起，到1918年时，在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部下担任五团一营营长。林德轩见贺龙相貌堂堂，又胸怀大志，陡然心灵一动，为他改名叫贺龙，即翻江倒海之蛟龙也。1921年夏，贺龙在陈渠珍部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驻防桃源。其时陈图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同学花汉儒来拜见他。陈图南此时向他鼓吹起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新文化活动，讲得有板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