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4日，开国上将萧克将军辞世。萧克将军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将军的卓著功勋，久远传颂；将军的精神财富，激励后人。

　　萧克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55位开国上将中排名居首

　　萧克将军原名武毅，字子敬，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1月，将军以借到的7块大洋做盘缠，独自离家出走，奔赴广州参加革命运动，先后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在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慌，他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第，不顾自己曾是一名铁军军官的身份，放下架子一路讨饭，寻找党组织和革命队伍，继续战斗。

　　萧克将军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25岁时就任军长；27岁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29岁时就被正式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是红军最年轻的方面军指挥员。30岁时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率部包围北平，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那一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位；40岁时参与了指挥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解放全中国的斗争，成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年轻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将军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委等职。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授上将军衔55人，萧克将军排名为上将之首。

　　萧克将军认为，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

　　萧克将军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和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出版《萧克回忆录》、《萧克诗稿》，发表多篇文章。他在党史教学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

　　1981年，在讨论建党60周年党史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时，将军针对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垄断了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将毛泽东神化了，从而形成了在党史研究的领域中，存在许多不良倾向：党史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把其他领导人加以歪曲和丑化，影响很坏；“唯上”、“唯权”论，“唯定论”；在党史研究中设了许多禁区，有些历史问题某些权威人士讲了，或有了决定就不能再研究；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占有历史或有了资料不认真分析。这样就不能根据历史情况做出正确结论。他讲到研究党史的正确态度时说：千言万语可以概括一句话，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为此，第一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并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从事实中求得正确结论。第二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要有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

　　在萧克将军的推动下，党史研究中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比如，在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有的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再如，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胜利的。当时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第四次反“围剿”是在1932年底至1933年3月期间，这时毛泽东已被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错误地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不能再讲毛泽东指挥了。对于第四次“反围剿”，萧克将军明确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从而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萧克将军也主张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比如，他曾多次讲，对夏曦要正确评价，不能因为他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中犯了严重错误，就将他全都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夏曦是新民学会会员，早期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八七会议后，李维汉调到中央工作，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与郭亮、柳直荀等坚持地下斗争是有贡献的。他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对他说得一无是处，不符合历史事实。

　　总之，萧克将军提出的“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这一原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人物、党的历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军为数不多的“儒将”之一

　　萧克将军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儒将”，正如海伦·斯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将军爱好书法，对书籍情有独钟，对文学创作也一直很有兴趣。早年为投身革命，寻找党组织，曾帮人铺纸磨墨，卖字为生，维持生计。参加革命后，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看书、赋诗，兴致未减。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这部奇书，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出版于1988年建军节前夕，从完成初稿到出版，历时半个世纪。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书稿在建国后却先后两次遭受严厉批判的厄运。一次是在1958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期间，将军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书稿也成了“大毒草”，被印成铅字“供批判用”。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批判的逐步升级，将军被指“宣扬战争恐怖主义”、“诬蔑劳动人民”，“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甚至“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等罪状。后来，将军诙谐地说，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两次，读者不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部久经磨难的《浴血罗霄》，终于在1988年建军节前夕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1年3月，《浴血罗霄》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不仅是对这部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胡耀邦读后赠将军七言诗一首：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着手组织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将军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

　　1950年，将军受命负起组建军训部的重担，首任军训部长，继任训练总监部长。他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改为军事学院）工作。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正式开学，我军从此有了一所正规化的高等军事院校。到1957年，全军共建立了100多所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和教学人才。在此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要求，萧克将军组织有关人员着手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三大条令正式颁发执行。人民军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正规化建设的法规制度的保证。将军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时至今日，军队三大条令仍然是我军依法治军的重要法度和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