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我军首度评定军衔时，从灿若星辰的大将到“不红不将军”（不是红军出身的原则上不评少将）的少将，共1042人。然而，到了1994年，近四十年过去，无情亦有情的岁月风雨，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百战将星。大约是在这一年的秋冬之季，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推出了一部烈士暮年话苍桑的《老将军专访》。节目一日一访，连播十几日。受访的杨成武、陈锡联、吕正操、洪学智、孙毅、廖汉生、秦基伟和李德生等开国将军虽年届已高，但人人思虑清晰，健谈达观。枫林爱晚中，他们或纵议沙场，或横论今朝，从经典战例到个人沉浮，从人生感怀到自己与伟人的公谊私情，似乎在一页页翻开彰显着前辈壮怀的人生活书，可谓真谛流涌，哲思绵延。

    一天，节目的镜头终于在人们的期待中对向了虽年届八旬但又精神瞿烁的洪学智老将军。带着为许多人所关注的“双膺上将”的敏感话题，采访记者单刀直入地问起老将军于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事。对此，老将军淡定而谦和地说：

    “我当时提出来了，我说，‘我不再授了！’”

    为何不再授了？也许是考虑让出一名额。此时，记者的回应是：“对，已经是了！”（即早在1955年时便是上将了）。老将军接着说道：

    “可他们却说，‘你不授，别人不好办！’后来我就说，那好 ，既然是这样，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这里，对于“你不授，别人不好办！”的言外之意，老将军未作解释，记者也未追问。随后，向来诙谐常伴的洪老将军话峰一转地说：“前年，我去朝鲜访问，金日成说：‘你五几就是上将，怎么现在还是上将？”

    也许，按照金日成的思维，在朝鲜人民军内，上将之上还有大将和次帅。在他的记忆里，像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一样，上将之上还应该有大将和元帅，如在朝鲜战争中与他结缘的彭总和陈庚副司令员。怎么多少年过去了，当年这位叱咤风云且任劳任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是否有些屈就了？对于金日成略显疑惑的关心，老将军也许会想到，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88年重新恢复军衔制时关于上将封顶的新设置，金日成可能不甚了解。但老将军的解释既郑重又不失幽默：

    “我对他说，这是中国的制度，三十年一贯制。他听后也笑了！”

    就这样，尽管两授上将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被世人所关注，但老将军谈笑间的大气与风趣，无不彰显着一位革命长者的非凡大气和淡泊名利之情怀。

    采访记者知道，洪老将军在第二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的任上，曾不辞劳苦，励行调研，辗转于高山海岛，大抓边海防部队生活设施的改善，受到中央军委的赞扬。当记者侥有兴趣地问起此事时，老将军谦逊中又贯穿唯物史观地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

    1982年的春节刚过，由他亲自挂帅、总后二级部领导带队的200百多人队伍、分成10路人马，分赴西藏、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和东北边防及东线、南线海岛。他在出发前的集训会议上说：“边海防是祖国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军队的基础在连队，树根不牢易倒；连队不硬易垮。这次调查，要每个边防点必到，每个设防岛屿必到，真正摸清一线情况，切实解决问题，把祖国的边海防建设成钢铁长城。”随后，他自己既挂帅，又出征，亲率新疆方向调查组向雪山边陲进发。那次为期8个月的大调查结束后，他要求将各调查组带回的录像集合剪接，向军委领导汇报。该录像片一放不要紧，当时健在的几位老帅看过后都为之动情地潸然落泪。聂荣臻元帅专门写信给总后领导：

    “看了你们的录像汇报很高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派出这么多干部跋山涉水，总行程20万里——感人甚深。”

    对于总后党委的上报解决方案，军委办公会议一致同意拨款数千万元，要求力争于1984年全面解决落实。最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批示“同意”。

    在此后的几年中，洪老将军倾注极大的热情来统筹全军边海防部队的生活供应和设施双改善。在前后三年的大改善和大建设中，总后从预算经费和历年结余经费中共拨出8亿元专款，完成21211个工程项目，使边海防部队的住房、供水、照明、交通、通信、医疗、生产、生活等条件大为改善。

    采访记者当时说道：“领导者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再早些时候复职出山，边海防的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说到这时，洪老将军鲜明而直接地亮出了个人的功绩观：

    “想问题不能这么想。要看你站在什么基点上来想。历史总是要前进，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要是我不当部长的话，还会有别人当，边海防的问题总会解决的。”

    短短几句话，洪老将军便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功过观直白又耐人寻味地道出。

    随后，对于老将军的沙场挥戈岁月，采访记者当时从“您负过伤吗？”来切入。

    “我负过两三次伤。”

    然后他把手放到胫后部说：

    “一次打到这儿，你看我脖子的后面，一次是打到这儿。”

    当他再把手放到胸口处时，记者说道：“哎哟！快挨着心脏了！”洪老将军又说：

    “我当基层干部的时候，经常冲锋陷阵。后来我当了高级干部，冲锋陷阵的机会就少了。”

    就这么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老将军未对昔日血火生涯中的枪林弹雨作更多的描述。本来，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对于出生入死的岁月会有无尽的感想。老将军虽然仅负过两三次伤，但其中一次几乎是已经让死神抓住了手，只差没有握住而已。

    那是在1932年2月的一天，当时身为红四方面军红4军10师29团机枪连连长的他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部边缘。随着鲜血流出，他顿时觉得气短得很。他想，“这次可能完了。”当他被抬到红军医院时，血液流到了胸腔里，形成了黑色血块并由口腔大口吐出且呼吸十分困难。由于药品奇缺，医院的同志因无技可施而焦急难奈。不幸中有时会走出万幸。当时恰好医院里有一位被俘的敌军医务主任在场。这位敌军医看了他的伤口后说，“伤到了左肺叶，我仅有几片药了，都留给你，试试看吧！”当时的他吃下两片药后，果然不咳嗽也不大口吐血块了。再后来，他果真伤病痊愈，硬是推开了死神的双手。

    也许是采访的记者要在不多的时间内再深入一层地走进老将军的内心世界，便问道：“在您的家里，是高级干部来的多呀，还是普通群众来的多？”老将军和蔼地说道：

    “都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也来找我。有的群众为孩子升学的事也来找我。”

    当时的老将军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一些素味平生的群众敢敲开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宅门，这也许见证了生活中的老将军平易近人的一个侧面。

    也许是出于让老将军将内心情感的门扇开得再大一些的来意，采访记者又问道：

    “家乡的乡亲常来吗？”对此，老将军实情相告地爽快说：

    “经常来！来干什么？找我要钱。我说：‘我一个月就那么些钱，我还得吃呢！你们都有一双手，为何要找我呢？’他们说，‘在我们那里你官最大，你不管，你不忘本啦？’”

    老将军又用简洁浅显的道理向采访记者解释说：“这不是说我当部长和上将才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不参加革命，现在只是个农民，那你们找谁要去？”

    其实，对乡亲们的困难和疾苦，老将军是理解的。他在一面反对为家乡亲属安排工作方面提供照顾的同时，一面又情系家乡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一下直鼓励家乡人民要背靠大别山，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仅九十年代以后，他就五次回到家乡，与那里的干部群众研究致富之策。他不但力所能及地支援过一些棉被和大衣，以帮助群众御寒。而且还曾多次安排部队医疗队赴家乡为革命老区群众送医送药。为了支援更多的革命老区发展经济，1989年，经他建议，总后报请军委批准，全军共拿出2000辆退役堪用汽车，支援给全国100个革命老区。鉴于家乡金寨县适宜板栗生长，他曾在一次回乡时，与干部群众一同研究发展板栗产业的路子。目前，板栗的产销，已成为金寨县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支柱，全县板栗产量已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板栗大县”。与此相对照的是，他的两个近亲侄孙，至今仍在家乡务家。

    2002年5月，已经90岁高龄的他回到金寨。他无限深情地说：“人到老年倍思乡啊，我这次回来沿途所见，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路更宽了，金寨这几年变化很大，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很高兴。”当时他老家双河镇正在修路，不方便行走，陪同的人都劝他不要回去了。老将军的脸上露出几丝失望，但坚决让自己的3个儿子一定要回去一趟，代替他看望一下家乡的父老乡亲。当儿子们带回从老家双河拍摄的录像时，老将军认真地观看着，边看边笑，还鼓起了掌，像个开心的小孩。老将军还把南溪、双河镇的亲戚接到县委招待所，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要求亲属带头发家致富，把孩子培养成才，并摆了几桌菜请亲属吃饭，坚持不让县里面安排，最后拗不过县里的热情，吃过饭后他让经办人员把发票交给他，自己掏钱付了账。

    人逢老境，万千思绪的闸门不免常会打开。那次访谈行将结束时，老将军若有所思地指着自己说道：

    “目前在世的原四方面军时的军以上干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这话语，似乎是在感念革命征程上的如烟往事和曾经与其浴血奋战过的老战友。老将军最后说道：

    “现在有的老同志经常抱怨这不如意，那不如意。我的观点是，知足常乐！”

    是的，老将军性和蔼，不温不火；胸宽广，能屈能伸。尽管在两膺上将之间曾有过让他蒙冤被贬17年的苦涩岁月，但他的人生曲线却能够穿越94载春秋，让他成为开国上将中的最高龄者之一。他那高洁品格和通达心境告诉着人们，谁拥有了人生中本应被赋予的超然情愫，谁就会被岁月的风雨推崇为生命的强者。

    笔者根据1994年电视节目回忆整理

    徐文涛：沈阳军区联勤部军史馆馆长；　谢明：沈阳军区65148部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