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武喜获全国道德模范奖

马军武夫妇在哨所旁开垦的菜园喜获丰收。

夏季蚊虫肆虐，每次外出检查边境设施，马军武夫妇都用沾油的纱布遮住脸。

严冬时节马军武夫妇巡逻在边防线上。

清晨，马军武夫妇升国旗，敬军礼。

    【主人公简介】马军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八五团桑德克民兵哨所护边员。1969年出生，共产党员，1988年9月担任护边员，24年如一日坚守在边境，先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兰州军区优秀护边员等荣誉。

    那场洪水让我走进了桑德克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二代子女。我的父亲从山东莱西入伍进疆，后来就地退伍。我母亲随父亲支边，一起留在了新疆。我从小生长在一八五团所在的中哈边境地区，目睹了父辈们在戈壁滩上艰苦创业的日日夜夜。

    1988年4月23日，位于边境内的阿拉克别克界河突然发生特大洪水，水势凶猛，势不可挡。那一刻，全团干部职工心里都清楚：界河我方一侧地势低洼，洪水一旦不能及时控制，全团家业就要毁于一旦。更严重的是按照国际法惯例，如果任凭洪水肆虐，以河为界的原河道就会被洪水淹没，改道流向我方，会使包括团机关在内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他国领土。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土受损！”在团领导的率领下，全团男女老少齐上阵，用沙袋筑河堤、挖应急引导渠，经过16个昼夜的围追堵截，终于将洪水引回了原河道，保住了险些丢失的家园。

    打那以后，团里深深意识到预警的重要性，决定在桑德克地区的界河边上设个民兵哨所，派专人到那里担负护边查水任务。

    那时，我初中毕业在团里种地、打渔，正觉得没啥意思。听到这个消息，我动了心。那天吃晚饭时，我试探父亲：“团里在桑德克设哨所，我想去！”父亲一愣，马上反问我：“你想好了吗？那可是一个人的哨所，吃喝拉撒睡都得靠自己，你行吗？”我知道，在父亲的眼里，我依然是个孩子，担心再正常不过了。“走不出家门，我永远也长不大，我想去锻炼锻炼！”父亲看我决心很大，就笑了：“先去试试，顶不住了我去换你！”父亲的一句玩笑话，让我信心倍增。

    第二天，我找到团武装部领导，表明了自己要去桑德克哨所的决心。领导看我态度诚恳，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

    1988年9月20日，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起来，吃过母亲给我做的送行饺子，背起装满生活用品的麻包，我正准备出门，母亲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紧紧搂住我的胳膊说：“儿子，你一个人去，妈不放心！听说边境上经常有狼群出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妈怎么活啊！”父亲是个机智的人，看到这种僵局，他马上从墙上摘下我家那杆早已锈迹斑斑的猎枪对我说：“带上这个，遇上野兽可以防身。”他的话让母亲缓缓松开了我的胳膊。

    通往桑德克哨所没有路，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我沿着牧民们踩出的羊肠小道，一会儿踩着骆驼刺，一会儿穿过沙枣林，一会儿又翻越盐碱沟，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在走过一大片蒿草丛时，我被10多条毒蛇盯上了。这些很少见到人的家伙个个高昂着头，吐着长长的信子，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往左躲它们就往左移，我往右避它们也集体往右游动，一副随时致我于死地的架势。我害怕了，浑身毛骨悚然，汗也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突然想起老人们常说蛇怕烟熏的说法，我赶紧掏出火柴，就势点燃了脚下的蒿草。一阵烟熏火燎，所有的蛇瞬间都不见了。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机智而得意。

    20多公里路程，我竟整整走了一天。太阳落山时，我走进了桑德克哨所。天哪，这哪里是什么哨所——两间土坯房子，一个土灶，用石头和砖块搭起的台子上放着一块简易木床，一摇三晃，随时都可能塌掉。没水没菜，也没有米面，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好在我早有思想准备，万事开头难嘛！我从界河里提来一桶水，用3块石头支起带来的铁锅，下了一把挂面，算是吃了来桑德克哨所的第一顿饭。9月份的桑德克，气温稍有些低，躺在吱吱扭扭的木床上，我怎么也无法入睡。我知道，从现在起桑德克就是我的家了。

    那面国旗又把我留在了桑德克

    桑德克是哈萨克语，翻译过来就是“空箱子”的意思。我常自嘲：装在“空箱子”里的一个人，不就是个“囚”字嘛！没有想到，日复一日，我竟心甘情愿地在桑德克这个“空箱子”里“囚”了20多年。

    哨所离中哈边境的界河不足10米。我的主要任务是巡逻，有时白天巡，有时晚上巡，方圆几十公里边境线，一圈巡下来足足得走10多个小时。除了高度警惕偷越国境的不法分子之外，大多数时间是要将牲畜和野兽破坏的铁丝网及时修补好。到了夏秋雨季来临时，我就连天连夜守在阿拉克别克界河边上，观察水位的变化。团里为了让我站得高看得远，用木头在界河边搭起一个高高的掺望塔，站在上面，附近的情况一目了然。

    说实话，吃苦我不怕，巡逻走路我也不在乎，最难忍的是一个人闷着，没对象交流，孤独寂寞不说，连说话都迟钝了。有一天，我到防区南段巡逻，老远看到一个牛圈，我高兴坏了，心想，这回可找到人说说话了。谁知，一路小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废弃的牛圈，啥也没有。我好失望。

    这样的日子仅过了半年，我熬不住了，心里不知不觉打起了退堂鼓。有一天下午，我趁回团部开会的机会，悄悄找到了武装部的刘玉生部长，我给他说不想干了。刘部长好像早有预感似的，笑着拉我坐下。他问我：“你听说过沈桂寿升国旗的事吗？”我说：“没有呀！”“那我讲给你听听！”说着，他从锁着的柜子里取出一面半新不旧的国旗摊在我面前，郑重地对我说：“这就是沈桂寿当年升起的那面国旗。”他告诉我，沈桂寿是一名上海知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我们一八五团屯垦戍边。1979年春季的一天，他和大伙们在边境线附近的地里干活，远远看见对面邻国的士兵正在升国旗，那股庄严劲儿令人羡慕。“我们也要升国旗！”说着，他就扔下手里的工具，跑到团部的商店买了些红布，回家连夜缝制了一面国旗。第二天，一根由长长的桦木杆撑起的国旗，在我边境庄稼地的上空高高升起。直到团部门前正式修建了国旗升降台，这面国旗才被收回珍藏至今。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从团部回来后，我也想在桑德克哨所升国旗。正当我积极筹备，找来石头、水泥和沙子砌升旗基座时，刘部长来了。想不到他竟然跟我不谋而合，给我带来一面崭新的国旗不说，还用钢管特制了一根旗杆，用车拉了过来。我兴奋极了，与刘部长一起动手，一会儿就把国旗升起在了哨所的上空。那一刻，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真的流泪了。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人，为祖国守防，那种责任感和光荣感一下子就涌遍了全身。当着国旗的面，我向部长表了态：“好好干，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赖！”

    心情好了，干什么都带劲。我把巡逻时可能越境的地段一一标上记号，把洪水冲垮的河堤画在纸上，回到哨所后，借助煤油灯的亮光绘制出一份简易“防区图”，有了重点巡逻的一手资料。

    因哨所的房间低矮，见不到阳光，我就找来玻璃板做成一个偌大的反光镜，将太阳光反射进来，让原本阴冷的屋子，一下子变得亮堂堂、暖烘烘的。哨所周围都是荒地，我把石头和杂草除掉，挑来水，开垦了3分多土地，种了一些花草和菜苗，既解决了吃菜难题，又美化了哨所的环境。我的主观能动性让哨所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生机，自己也就不觉得烦闷了。

    30本日志记下了我的桑德克生活

    24年，8000多个日日夜夜，我的生活几乎每天如此：起床，升国旗，上掺望塔，巡逻。

    登上掺望塔观察是我的基本工作，早中晚一天3次，雷打不动。遇上刮风下雨或者是冰雪天气，上下一次也很艰难。最早的那个掺望塔，是用木头搭建的，18米高，稳定性不好，人上下时咯吱咯吱响不说，风大时还摇晃得厉害，踩在上面总有一种随时要倒塌的感觉，挺吓人的。

    2006年，团里怕出危险，弃用了旧的掺望塔，又在旁边用钢板建起一个30米高的新塔。这个塔稳定性极好，98级台阶虽然很陡，但爬起来过瘾。站在塔上不用望远镜，附近边境线的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冬天结冰了，台阶非常滑，上下都得抓着扶手。有一次，我忘了戴手套，一把抓到钢管扶手上，活生生地扯下一层皮，伤口好长时间才愈合。

    边防无小事，要做到万无一失，就得时刻睁大眼睛。为防止人畜偷越国境线，重点区域我天天都去看看。我用旧雨衣帽子缝制了一个 “百宝囊”，里面装有铁锤、钢钳、紧线器、铰棍等10多公斤重的工具，一旦发现铁丝网出了问题，随时补修。平时可以骑着摩托车巡逻，冬天大雪封路，只能徒步穿行。

    桑德克地区三面环山，气候湿润，是贝母、人参和鹿茸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生长的好地方，也是不法分子偷猎盗药的集中地。一次在巡逻路上，3个陌生人向我问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发现了“情况”。晚上，我仔细研究过自制的“防区图”后，就在他们可能出现的地段潜伏下来。果然，深夜两点多钟，这3个人来了，竟然准备偷越国境。情况危急，我便大声呵斥起来，吓得3个人落荒而逃。当晚，我把情况报告给了当地派出所，民警紧急出动设卡盘查，很快就抓住了那3个人。问讯后才得知他们偷越出境为的是盗窃药材。

    1999年的一个冬夜，我刚躺下，突然接到团部打来的电话，说接到举报，今晚有一名逃犯可能要从桑德克越境，上级命令我配合当地派出所守株待兔。我知道，当时大雪封路，逃犯要想越境只有靠近大路西侧的那个界碑处，其他地方雪深路窄，又是夜间，不可能过去。于是，我在界碑附近的山坳里掏了个雪窝，把自己隐蔽起来，双眼紧紧盯着大路的方向。雪窝子就是个冰洞，一会儿就把我的双脚冻麻木了，鼻子、眉毛上也很快结了厚厚一层白霜。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亮也没发现情况。回到哨所才知道，逃犯凌晨两点多就被派出所抓住了，只是没法通知我。

    虽然白白守了一夜，但我依然很高兴。我把这些事一件件记在工作日志里，让它成为桑德克边防和平与安宁的永久见证。20多年过去了，我数了数，一共记了30本日志。日志上不仅详细实录了我100多次处置险情的过程，还统计了我一共穿坏了600多双胶鞋，走了30余万公里的路，相当于绕地球7圈多的一些数据。没事时，我自己拿来读一读，仍然回味无穷。

    我年年品尝着桑德克“四季”的味道

    有人开玩笑说，在这里呆着，一年要“死”4次：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印证了环境恶劣的事实。每到春季，桑德克的气温一回暖，山上的积雪就会迅速消融，不知何时就会汇成巨大的洪魔咆哮而下，那声势排山倒海，令人惧怕无比。所以，一到这个季节，我晚上都开着门窗睡觉。一方面是通过听水声来判断洪水的流量，另一方面一旦堤坝发生险情能及时冲出去应对。

    记得那是200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界河突发洪水，从上游冲下来的朽木瞬间堵塞了河道。情急之下，我划着自制的皮筏子去疏通河道。突然一连串大浪打来，将我卷入洪水中。好在慌乱中我抱住了水中的一根粗木，被冲出去4公里多路，我仍然安然无恙。

    桑德克的蚊子是出名的个大，毒性也极强。每年6月份一过，一种叫“小咬”的蚊蠓就会铺天盖地，头发里、耳朵里、甚至是鼻子里都无孔不入，咬起来疼痛难忍。那年，我父母为了给哨所增添点生活气息，托人给我捎来两条小狗和几只小鸡。没想到刚好赶上蚊蠓肆虐的季节，活蹦乱跳的小狗和小鸡活了不到10天，就经不住蚊蠓的叮咬，相继死去。这些年，我琢磨出一套防蚊蠓的办法。巡逻时，头上顶一块沾过柴油的纱布，虽然柴油刺激得脸和脖子上的皮肤火辣辣的疼，但蚊子不敢靠近。到了晚上，我把牛粪当作蚊香，点燃在屋子里驱赶蚊蠓，效果很好。但现在不用了，时间久了人有了免疫力，蚊蠓的叮咬也就不起作用了。

    桑德克的秋季是最迷人的，阳光软软的，风也轻轻的，一片片金黄金黄的杨树林，远远望去，如同巨幅油画，让人看不够。

    但这种好景色只有10多天，很快秋风挟着沙尘，吹着尖尖的口哨接踵而来。尤其是到了晚上，那无遮无挡的大风，狠劲拍打着我的土房子，好像要把房顶揭开。到了冬季，哨所就成了“雪海孤岛”，进不去、出不来。1米多深的积雪，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之前，哨所没有电视，我就买几本书备着。等大雪把路封死了，我就开始读书。有时一本书能读三四遍，好多段落都能背下来。

    2006年11月21日，是我最兴奋的日子。这天，团里为哨所接通了常明电，并安装了卫星电话和电视。尤其是那套被称之为电子“千里眼”的视频监控系统，不仅一下子解放了我的双腿，还让桑德克边境的安全从此又有了新的保障。

    我的蜜月是在桑德克哨所度过的

    1991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本团九连的姑娘张正美。经过一年多的恋爱，第二年10月，我们幸福地走进了婚姻殿堂。结婚当天，我租了辆轿车，把爱人接到了哨所。我们的蜜月是在桑德克度过的。

    那阵子哨所的条件依然艰苦，为了讨新娘子欢心，我想了不少“馊点子”。买一大卷红纸，把那间土屋的墙围糊了一圈，为的是图个喜庆，也像个新家。我知道张正美喜欢小动物，就专门买了6只鸽子和一对兔子，养着逗她开心。刚开始她还新鲜了一阵子，半个月后就耐不住了，抹着眼泪央求要回娘家看父母。看着她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只好放行。没想到，一走就是半个月不见人影。每次去接她回来时，她都要劝我：“军武，哨所哪像个家呀？咱们不在那里呆了，回团部好好过日子行吗？”每次我都骗她：“等团里选好人来接我站岗，咱们就回去。”没想到，一骗就骗了两年多。随着时间的磨合，张正美竟慢慢适应了哨所的生活，再不频繁地提及回娘家的事了，偶尔还能陪我去巡逻一次。

    我知道夫妻间的幸福是经营出来的，有了彼此的信任和甜蜜，苦难就不算苦难了。我除了掺望和巡逻外，把对哨所之家的经营同样放在心上：到界河里挑水、烧火做饭、备料炒菜、刷锅洗碗都帮着老婆干，不摆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我老婆喜欢生闷气，不高兴时三五天不说一句话，对你不理不问，急得我气鼓鼓的。有话无人说，有理无处讲，实在憋得难受，我就一个人跑到山坳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不愿在自己老婆面前流泪，更不愿意让她看到我内心的脆弱。

    其实，我俩更多的时光是快乐的。张正美喜欢唱歌，许多老歌她都会唱。我就在家里给她办“个人演唱会”，双人床就是她的演唱舞台。虽然台下只有我一个“粉丝”，但她的演唱依然激情不减，直唱到嗓子沙哑，会唱的歌都唱完了，才告结束。 世上所有的女人都爱美，但张正美自嫁给我后，没买过化妆品，没进过美容院，也没穿过裙子。一次，我和她一起到团部参加一个广场活动，别的女人都穿得花红柳绿，打扮得时髦漂亮，就我俩从头到脚裹着一身迷彩服，好像是天外来客。我老婆一看这场面，就不走了，直往我身后躲，眼泪跟着就流了下来。我心里也难受，但又没法安慰，匆匆参加完活动就赶回了哨所。

    回到哨所，张正美一声不吭，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花裙子，这是当年我俩结婚时我给她买的。由于哨所蚊虫实在太多，裙子没法穿，就一直压在箱底。她把裙子套在身上，对着镜子端详了半天，又脱了下来，默默地换上了迷彩服。她说：“等儿子结婚时，我把这条裙子送给儿媳妇穿。”她这句无可奈何的话，让我差点掉下了眼泪。

    我这个人比较内敛，平时情啊爱啊的话说不出口，但对妻子的爱那是没得说。我每次下山开会或办事，再晚都要赶回哨所，因为我知道她一个人在哨所呆着会害怕。2011年我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会议一结束，我就匆匆赶回了哨所。好多人不理解，说好不容易去趟北京，怎么也得留两天看看首都的景色，逛逛王府井大街。但那几天，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烦躁，脑海中总出现老婆一个人巡逻时步履蹒跚、随时要倒下的背影；总梦见独守哨所的妻子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夜里瑟瑟发抖、呼唤我快点回来的样子。其实，我就是个操心的命，等赶回来一看，啥事也没有。经过多年的历练，妻子早已成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优秀护边员了。

    我是个不会浪漫的人，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老婆有时候也埋怨我活得太没情调，生活提不起劲。情人节的时候，我也想买束鲜花，向妻子说一声“我爱你”，但就是做不出来，觉得假。去年“三八妇女节”我在外地开会，同屋的一个代表早晨一起床就给老婆发问候信息，祝节日快乐。这让我非常感动，想了半天，我也掏出手机，壮着胆子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老婆，节日快乐！想你的老公。”

    回到哨所，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妻子信息收到没有，过几天也就忘了。后来我发现妻子每天都在偷偷地摆弄手机，我感到纳闷，就问她：“是在玩游戏吧？”“不是，看短信呢！”“谁的短信？”“你的短信！”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她告诉我：“当天收到你的短信，我感动得都哭了。这可是你破天荒头一次呀，我要保存下来，没事就看看你那句肉麻的话。”她的话让我又羞愧又温暖。

    张正美对我获得的每一个荣誉都很在乎，也很珍惜。每次奖章或证书拿回来，她都要亲自把证书整整齐齐摆到桌上，把奖章挂在墙上。没事的时候，就擦擦灰尘，拿起来端详半天。我常跟她说：“这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尽管她每次都摇头，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她开玩笑对我说：“我不管你拿多少奖，在家里你就是我老公，一辈子得服我管。”

    要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儿子马翔。他1岁多离开了我们，常年跟爷爷奶奶生活，父母的爱对他就是一种奢望。一次，孩子半夜发高烧，爷爷奶奶把电话打到了哨所，问怎么办？山高路远，我们有啥办法。妻子又哭又闹，非要我陪她连夜赶回团部带孩子看病。无奈，我只好答应了！等我们冒着大雪天亮赶到团部医院时，儿子输完液已经退烧了。当时老人的一句话，差点没让我背过气去：“跑这趟就是让你们知道养儿的不容易。”

    好在我儿子是个开朗、阳光、懂事的孩子。虽然在爷爷奶奶家长大，但学习的事从来没让我们操过心。那年，他靠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北屯重点中学。今年高三，他面临着人生的大考，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是尖子班的优等生，考大学应该不成问题。

    24年风雨路，今日再回首。我觉得自己改变的只是容颜，不变的是那颗忠诚于祖国的心，那份坚守桑德克哨所的情。有人问过我：“你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桑德克哨所，就不觉得后悔吗？”其实每个人都有私欲、苦闷和懦弱，这就要看谁的心力强大、意志坚强，谁就拥有高的境界。我不能说自己的境界有多高，但至少面对工作和生活时，我总能以平和的心态不作攀比。我常想，桑德克哨所是艰苦，但它必须要有人守着，你不来，他不来，总得有人来。我之所以愿意长时间待在这里，是因为我把青春洒在了山水草木之间，早已变成了情感的种子，难以割舍了。

    我记得，一位将军来到哨所听完我们的故事，曾欣然写下这样几句话：“一个哨所夫妻站，一道边关两人看，一份责任记在心，一段佳话留世间。”也许这就是我的人生。

    （本版照片由张洪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