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就是民族史的微缩，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坚韧。 

    韶关惠民路干休所的老奶奶付强已逾耄耋之年，曾与丈夫詹政权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她晚年，笔录她口述的往事，勾勒她人生的轨迹，不仅仅是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个人史，更是为我们自己筑起一座精神高地、一座情怀丰碑。 

    新婚一夜，夫妻俩奔往朝鲜战场 

    时光倒流至1950年11月。入冬的北京城，在阵阵风雪呼啸中，迎来渐渐苍茫的暮色。朝鲜的局势让北京的这个冬天无比寒冷。那天，北京城一座部队大院中，20岁的付强正跟心上人詹政权一起走在雪地里。 

    20岁，是一个女人最美的年纪。豆蔻年华，如花似玉！这一年是付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那些记忆滚烫地烙进骨子里，从未因为时光的冲刷而日渐模糊。 

    天空又开始飘起绒绒小雪。付强一身绿军装，扎个红围脖，俏生生的模样在皑皑白雪中绽放得格外美丽。院落中，光溜溜的树杈被冻成一条条冰凌。“真冷啊！”詹政权心里有话，却一时开不了口，只是空落落地感叹一声。詹政权掸掉付强肩头的雪花，又仔细地帮她把围脖弄得更加暖和紧实。做完这些，詹政权像鼓足很大勇气，才开口说：“组织派我去朝鲜，要上前线打仗。后天一早，我就跟大部队出发。” 

    付强跟詹政权在一个单位上班，早已听到类似消息。但听爱人亲口说出来，她还是怔了一下。不过很快，付强平静下来，拢了拢齐耳短发，说：“政权，我想过了，我跟你一块去。” 

    詹政权想象过无数回自己和付强分别的揪心场景，但唯独没想过要拉付强一起上前线。他连忙摇头：“那不成！你一个姑娘家，上了战场能做什么。” 

    “你能干啥，我就能干啥。”付强心意坚决，“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学无线电技术侦察，业务还过硬吧。再说，咱俩一块去，在战场上遇到啥危险，彼此也有个照应。”在付强心里，她认定了这个男人，就一条心跟他往前走，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詹政权原是泰国华侨，祖籍广东饶平，1919年12月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詹竹青是一名爱国侨胞，在曼谷做生意。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9月，詹政权加入“南洋学生爱国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日，与许多爱国侨胞一同来到重庆。那时，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想让这些侨胞加入国民党。但詹政权立志要找到共产党八路军，后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 

    一路上，为了维持生计，詹政权把戴的手表、金戒指，穿的皮鞋全卖了，跋山涉水总算走到延安。1940年，詹政权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延安生活艰苦，抗大财政紧张，詹政权把父亲从泰国汇来的钱悉数上交组织，支持抗日。在延安，詹政权这个富家子弟，天天纺线、挑柴、烧炭、开荒，所有农活一样不落。因为表现突出，詹政权在1940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部队参加了延安保卫战、淮海战役，一路胜利地走进北京。 

    多年以后，也就是1949年的夏天，付强来到北京，被组织安排到詹政权所在单位上班。正好，詹政权是付强的组长，算是师傅，天天手把手教她业务。付强住的地方离工作地方有挺长一段路。每晚值完夜班，詹政权陪着付强散步，送她回去，一路上给她聊打仗时耳闻目睹的英雄故事。詹政权的经历，在淳朴单纯的付强眼里，无疑具有迷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詹政权识得五线谱，吹一口悠扬好听的口琴，人也斯斯文文，典型知识分子的模样。日子久了，两人渐生情愫。有一回，詹政权硬拉着付强去照相馆照相。两人规规矩矩地照了几张合影。等从相馆里取回照片，詹政权郑重其事地把合影寄给远在泰国的父母，附信说：“二老，你们的儿媳妇好看吧。”当时，因为付强年轻，两人虽没结婚，但在心底已那么认定。 

    想想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其实，詹政权也万般舍不下付强。经付强那么一劝说和坚持，詹政权欣然同意了她的想法，但思量一下，皱眉道：“可这事咱俩合计不算，还得经组织同意啊！” 

    两人当即去找领导汇报。领导是打过仗的人，最能体会这种感情，听他俩说完，呵呵一乐：“你俩要一起上前线，倒是可以。但得先结婚。结了婚，你俩成了合法夫妻，这事就在情在理。”付强拉着詹政权当场表态：“我俩现在就申请结婚。”由于工作的特殊，付强和詹政权所在单位的男女结婚，只要组织批准，无需到地方民政部门登记，也不领什么结婚证。詹政权和付强在领导那征得同意，就算组织批准，正式结婚了。 

    两人从领导那里出来，天色已暗。詹政权拉着付强，边走边说：“后天咱俩就得走，这结婚可就委屈你了。”当晚，两人把铺盖搬到一个屋子里，往一张床上一摆。这婚就算结了。虽说是新婚之喜，但两人想的更多的是去朝鲜战场的事，比如要带齐哪些东西方便开展工作，毕竟朝鲜那边条件艰苦，缺东少西的很正常。 

    第二天，詹政权早早地就起床，跟着几个战友一同赶去天津的工厂，买发电机和一些零部件。付强也照常去上班。领导关心说：“虽然时间紧，但结婚也得有个仪式。我让礼堂的人下班后放场电影，为你和政权庆贺一下。”下了班，付强约上一些同事去看电影，还弄来一包喜糖。一边看电影，付强一边等詹政权。左等右等，等到夜里12点多，詹政权才赶回来。两人一起给大伙发了喜糖，当众宣布结婚啦。 

    电影看了，婚礼也算办了。两人欢天喜地回到家，一看表，都凌晨1点了。早上7点钟，他们就得随大部队出发。夫妻俩洗洗赶紧睡了。6个小时后，这对新婚夫妇义无反顾地奔向朝鲜战场，那里的炮火硝烟算是为他们的蜜月之行燃放的好大一朵烟花。

    蜜月之行，夫妻俩走在炮火硝烟中 

    一列火车，满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雄赳赳地驶向朝鲜战场！ 

    火车上，付强靠在詹政权肩头，出神地看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山山水水。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他们单位派出的40多名战友，组成一支工作队，其部队番号为志愿军司令部八中队。当时，工作队队长是刘平，詹政权担任副队长。 

    “饿了吧？”詹政权问妻子，随手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夫妻俩分着吃。但馒头冻得有点发硬，咬起来费劲。詹政权端来一杯开水，说：“蘸点水，容易下口。”丈夫的体贴温柔让付强心里像淌了蜜一般。她看着丈夫啃馒头的模样，幸福的笑容在脸上漾开，耳畔是车轮滚滚的轰鸣声。 

    不知道命运的车轮，要把这对夫妻带向怎样的境地？ 

    想来命运确有几分神奇，竟把农村丫头付强和詹政权这个归国华侨牢牢地绑在一起。1930年，付强在河北定县（现称定州）西城村呱呱落地。1937年，随着共产党对晋察冀边区的开辟和巩固，八路军进驻定县，一到西城村，首先是办学，让男孩女孩全部上学。那会，无论家穷家富，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和伙食费。有人家里穷的，早上熬一锅粥，喝上一碗，然后嘴一抹，哼着歌儿欢欢喜喜去上课。在学校不上课时，女孩纺线，男孩捡柴，日子其乐融融。在1948年土改运动之前，付强家算是中农，有好几亩地，在冬天农闲时还开个木材场。付强的老父亲思想进步开明，1939年就入了党，把付强这女娃送到边区的学校念完小学，又念中学。1948年，党组织在边区中学挑选40名根红苗正的男女学生入伍，其中有付强。入伍培训一阵子，付强成为一名副排级干部，到北京工作，从而与詹政权相识相恋。细细一想，付强自己也不禁感叹，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姻缘算是如意地牵上了，但前方的路却是生死未卜。夫妻俩和战友们坐火车到黑龙江丹东，原本打算经一座跨江大桥走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可等詹政权他们到了丹东，那座跨江大桥早被美军飞机炸得稀巴烂。没辙，詹政权和付强只得跟着大部队绕道宽甸，准备从冰封的江面上过江。那会天寒地冻，美军飞机还时不时飞来侦察，在鸭绿江上扔几个炸弹，乱炸一气，把鸭绿江数尺之厚的冰面炸出好多窟窿和裂缝。寒风在辽阔的江面上猛劲地吹，冰面又冻又滑。詹政权护着妻子，说：“你跟我身后，我先探路！可别掉进冰缝里。”詹政权走在前面牵着付强，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正走着，听得天空一阵轰鸣，一架美军战机飞来侦察。“趴下！”为了不被美军飞机发现，詹政权和付强趴在冰面上，匍匐身姿向前爬。冰面寒气重，人往上一趴，阵阵寒意透心入骨。“来，你趴我身上。”詹政权怕妻子冻着。“不……用……我……能行。”付强扛不住寒气，冻得说话直哆嗦。“快点，别磨蹭。就当我背你过河。”詹政权一把拽过妻子，让她趴自己背上。他就这样背着妻子，在冰面上慢慢爬过鸭绿江。 

    躲过美军飞机的侦察，好不容易上了岸，夫妻俩总算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然而，战争的残酷并不因为夫妻的恩爱而有所怜悯和仁慈。 

    1950年12月，工作队连夜行军南下，奔往志愿军司令部机关所在地朝鲜桧仓郡大榆洞。那阵子，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地对我志愿军进行全天候地毯式轰炸。无可躲避，工作队只好夜间乘军用卡车悄悄前进。漆黑的冬夜，为了不让美军飞机发现，军卡都不开灯。不幸的是，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投下一颗照明弹。军卡司机被刺眼的光亮一晃，看不清道路，开着卡车翻入路边稻田中。随之，美军飞机丢下数个汽油燃烧弹。工作队队长刘平当场被炸伤脑袋，但高唱军歌鼓舞整个工作队战友的士气。万幸的是，付强只被飞溅的弹片一下划中面颊，鲜血直流。但她看到一个汽油弹重重地砸在丈夫詹政权的后腰上，还将外衣烧着了。她顾不得自己的伤势，一下扑过去，双手刨出大把泥土，及时捂灭了那腾腾烧起的火苗。“好了，赶紧救别人。”詹政权急着催道。这场空袭让工作队两名战友牺牲。其中一名战友和付强是老乡，被卡在起火的汽车里没逃出来，被活活烧死；另外一名战友很年轻，是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官，当场被炸死。付强用被单裹住两人的遗体，和战友将其抬到路边一空着无人的农舍里，然后再去救护受伤的队友。这是付强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战争的残酷滋味，她一边流着泪，一边给伤员包扎伤口。忙了一整夜，早上，付强和战友一起去找那放在农舍里的战友遗体，想好生给他们安葬了。可到那一看，怎么都找不到那两具遗体。不知是被野狗叼走了，还是被朝鲜百姓悄悄埋葬了。但愿是后者！付强心中一阵哀婉，迎着冷风吹，眼泪很快在脸颊上结冰，冻得生疼。

    队长刘平重伤后，副队长詹政权接任队长，和妻子付强数度面对战场上的生死考验。1951年3月，工作队在行军途中，又遭到敌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两位队友当即被炸得血肉横飞。另一名队员赵澄身负重伤，胸口被弹片掏出一个大窟窿。付强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给他包扎伤口，用手死命捂住那汩汩淌血的窟窿，可鲜血不停地往外冒。付强哇哇地哭着喊丈夫詹政权来帮忙救人，但无济于事。付强至今都记得，战友赵澄去世时，紧握双拳，死不瞑目。詹政权、付强夫妻俩和队友们将牺牲的战友就地埋葬后，继续冒着炮火前进。真可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立功战场，夫妻俩为儿取名胜美 

    正是数九寒天，工作队到达大榆洞，奉命在志愿军司令部机关驻地安营扎寨。顶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工作队所有人都挤在低矮潮湿、深达两三里的山洞里。架上瓦斯灯，在地上用稻草铺出一个几十人挤着睡的大通铺，这洞就成了工作队全体队员的“窝”。 

    付强是工作队中唯一的女同志。那会，她跟大家一样，头发剪得很短，戴着大棉帽子，穿着厚厚的军装。不熟悉她的人不留心，真不知道她是个女人。住进坑洞的头一天，看到那大通铺，想到自己要和一帮爷们挤在一起，付强心头确实犯难和别扭。“将就一下。”詹政权知道妻子的心思，指着通铺最靠里的两个铺位说，“咱俩睡最里面，没事还能说说悄悄话。”付强被丈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把夫妻俩的睡铺收拾好。坑洞不是专门构筑的工事，实际上是个矿洞。洞内狭窄的通道中，一半被水浸泡着，洞顶还滴滴答答不时落下些冰冷的水珠。到了晚上，因为天很冷，付强不脱外套，和衣而睡，盖上被子和丈夫詹政权挤在一起，倒也暖和。听得偶尔传来的水滴落下的声音，詹政权打趣说：“咱住在水帘洞啦。” 

    那阵子，由于敌机猛烈轰炸我志愿军后方补给线，志愿军粮食、被装、油盐等物资供应很困难。工作队的队员们吃不上蔬菜，都得了夜盲症。到了晚上，大家看不见东西，甚至连天上的星星都看不到。有一次，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派人给工作队送来1根大萝卜和3个苹果。那根大萝卜被切成萝卜丝，放进汤里。那3个苹果，面对工作队40来号人，就不好分。大伙坐在坑洞里，轮流拿着苹果闻一闻，都没舍得咬，就放回了原处。苹果放着烂掉，也不是个办法。有队友提议说：“付强是咱队里唯一的女人，比我们男人苦多了，苹果就奖励给她吃吧。”队友们一致赞同，把苹果硬塞到她手里。 

    经队友们好一阵劝，付强最后只要了1个苹果。就连这1个苹果，付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丈夫詹政权。她把苹果送去给詹政权，说：“你是队长，吃了苹果身体好，才扛得住全工作队的事。”詹政权看了看苹果，又塞给付强说：“你拿苹果时，我就知道你自己不会吃。工作队的同志都很苦，我这个队长更不能独吃这苹果。”“你不吃，我只有放回去了。”付强拗不过丈夫，心中有点委屈。“也别放回去了，你想想法子把3个苹果分了，让工作队每个人都尝一点。”詹政权叮嘱妻子。付强就依了丈夫的话，将仨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给队友们分着吃了。 

    条件的确艰苦，但看到从战斗前线换下来休整的战士，工作队的队友们就知道自己这点苦根本算不上啥。大冬天里打仗，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一趴就是好多天，队伍里有好多冻伤的战士。再加上前方阵地吃不上盐，大部分战士的眼睫毛掉得精光。付强站在坑洞口，看到这些战士，就不停地抹眼泪，跟丈夫念叨：“这一仗可坑苦了那些战友。”詹政权面色凝重，心头盘算的事多，蹦出一句：“咱得多搞些情报，摸清美军的路数，多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说完，连饭都没顾上吃，詹政权带着队友们，不分昼夜地开展情报侦听工作。

    他们在洞里打开电台，只有把电台天线高高地架到洞外，才能侦听、截获到敌军情报。但天线一架出去，稍稍一露头，很快就引来敌军的侦察飞机。为了不暴露目标，工作队只得在深夜，借着夜色掩护架出天线。那阵子，国内大后方也有一大帮技侦人员在侦听敌军情报，然后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给工作队。工作队把所有情报综合起来，分析破译后，再呈送给志愿军司令部。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有队员忙着侦收情报，顾不上去厕所，好几次竟不知不觉尿湿了裤子。工作队卓有成效的技侦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提供了一条条极有价值的作战情报。志愿军司令部特意向派遣工作队的有关部门发去致谢电，大意是“在工作队全体同志紧张积极的工作下，让我们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情材料，为战略指挥上作出了颇大的贡献，因而保证了屡战屡捷，特此致谢”。工作队队长詹政权也因此在朝鲜第二、三、四、五次战役中立功受奖，荣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1951年春末，天气转暖，战局胶着，战场形势呈拉锯状态。付强猫在洞里，不再是连天都听到隆隆炮声。组织上体恤詹政权、付强夫妻俩和队友们挤在一个洞子里的艰辛与不易，就让他们夫妻找个地方，单独住一块。詹政权领着付强在山沟沟边挖了个猫耳洞，在洞里铺上树枝稻草，算是夫妻俩在朝鲜战场安上了第一个家。安好家后，虽说在战场上生活依然艰苦如昔，但夫妻俩的小日子过得恩爱有加，有滋有味。过了一阵，付强怀上了詹政权的骨肉，不怎么爱吃饭。闻知此事，彭老总让人给付强送去一篮桃子，让她换换口味。工作队的队友们知道付强怀孕的喜事后，特别高兴，都商量着怎么给小孩取名。商量来商量去，队友们最后对詹政权夫妻说：“生个女孩，就叫抗美。生个男孩，就叫援朝。” 

    1952年底，付强生下老大，是个女孩。夫妻俩依照队友所言，为其取名“抗美”。1953年，付强怀上老二，生下后是个男孩。那时候，朝鲜战争已停战，詹政权和付强也已离开朝鲜，回到国内。夫妻俩想了想，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打赢了美国，就没有给老二取名“援朝”，而是取名“胜美”。夫妻俩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纪念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峥嵘岁月。

    后 记

    付强说，对党忠诚，为党保守秘密，是我们技侦情报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在朝鲜战场的辉煌与苦难、血色与浪漫，几十年来，付强从未向他人说起。直到2007年8月，77岁高龄的付强应邀到北京参加总参举办的“不朽的军功章——来自军旗上的无名诗篇报告会”。报告会表彰了一批自1931年以来，在我军技侦工作领域具有特殊贡献的技侦人员。付强是其中唯一的女同志。至此，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揭开面纱，付强和丈夫詹政权在朝鲜战场的故事渐渐为世人所知。

    走进报告会的礼堂，付强百感交集，因为此时她的身边已没有了丈夫詹政权。夫妻俩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詹政权调空军司令部工作，1958年到总参某部任职。1960年，又因工作需要，调往广州军区工作，被授予上校军衔。同年，妻子付强随他一起到广州军区工作。1969年12月，詹政权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攒下的旧伤病多次复发，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只好离职病退。1976年，付强转业到韶关地区广播电视局工作。1979年5月，詹政权在韶关惠民路干休所的寓所内病逝，终年60岁。是年6月，经组织批准，国家民政部追认詹政权为烈士。1985年，付强退休后，在韶关惠民路干休所休养……

    在报告会上戴着那金光闪闪的军功章，付强想老伴詹政权若还活着，这回就是夫妻俩一起来开会领奖，一起等到了这份等候几十年的光荣，一同来给大家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事迹，那该有多么美好和圆满。然而，自己和丈夫已阴阳相隔几十年。夫妻俩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传奇，只鲜活地生长在付强一人的回忆中。感念至深，泪如泉涌，付强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怀念自己和爱人詹政权在朝鲜战场上光荣而艰苦的岁月，怀念我们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战友。如果我爱人能活着参加今天的报告会，他一定会十分欣慰……” 

    或许，很难用什么言辞去安抚这位老人此刻复杂的心绪，而报告会上的一首歌《无名花》正是送给付强最恰当的赞美：“无名花，花无名，悄然开在百花丛；不斗艳，不争荣，却把馨香付春风。人家都有名你无名，你没有去找大地诉说；人家红满枝头你不红，你没有埋怨阳光缺真情。无名花，花无名，无名的付出最真诚。无名的花呀，无名的兵，无名花开满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