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曾克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曾克摄开国大典曾克晚年照

    清晨，八宝殡仪馆的灵车，载着一位有着传奇般经历老人的灵柩缓缓西去。曾克，这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一员、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二野战军唯一女代表，走完了她92年的人生历程。

    灵车出协和医院，向南、向西，就上了长安街。晨曦微露，朝霞从身后铺洒下一片嫣红，正要把新的一天繁华喧闹的序幕悄悄揭起。这尘世，这都会，这芸芸众生，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只有生者与逝者，感受着昨天今天，阴阳两隔的异样！

一、魂系天安门

    车轮刷刷，天安门的巍峨身影渐渐的近了、近了……

    这条出殡的路——曾克人生最后的足迹——是命中注定的。就应该走长安街，由东往西去，因为，这样就必经天安门，必经曾克一生最为难忘而辉煌的圣地。这对于她的生命历程，应该是最为圆满了。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样的经历！此刻，曾克最后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她虽然默默静卧在那里，但她的魂魄还在，她在体味这一切，她是死而无憾了。

    光荣的代表

    公元1949年秋，第二野战军完成淮海决战，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天险，迅速席卷浙、赣、闽诸省，开始做挺进大西南的各项准备。这时的曾克32岁，是第二野战军新华社野战记者团的记者。也许，是因为她记下了太多这支英雄大军南征北战的真实进程，也许，是因为女人本不属于战争，而万马军中她们就显得尤为出众，总之，曾克自己并没有想到，一件显赫、荣耀，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任务，即将摆在她的面前。

    8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致信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张南生[ 滕代远，时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杨立三，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蔡树藩，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二野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经我们请示中央，现决定以刘伯承、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高树勋、廖运周（率一一0师起义，现任四兵团师长）、布克（十六军组织部长）、马宁（十二军随校副校长）、曾克（女、作家、记者）十同志为代表，以张南生、卫小堂二同志为候补代表。伯承同志将随后到达，曾克同志已在北平。”[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837页。]

    新中国如同一个新生儿，就要呱呱坠地了，能够亲耳聆听他的第一声啼哭，亲自为他的诞生、成长做准备和筹划，这是曾克那一代为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共产党人最最向往的殊荣！多少先烈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含笑九泉了；多少前线将士仍在浴血杀敌，无暇思考庆祝胜利；还有多少尚在国民党占领区像江姐那样的同志，只能在黑牢、密室里，“含着热泪绣红旗”，遥祝祖国的新生。比起他们，荣幸地成为代表几十万将士的唯一女性，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那真是天大的幸福、太令人羡慕了。

    “曾克同志已在北平”，那是说曾克已先于代表团其他人抵达北平了，为的是要参加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曾克是军人，同时也是延安和解放区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在成为二野政协会议代表之前，她已被选为二野首届文代会代表，先期从部队赶赴北平。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找到曾克专门回顾参加一届政协会的文章。在整理自己一生作品准备出版《曾克文集》时，她在“开国大典”目录下，只注明了“待查”二字。也许，她是写过的，但写过的东西太多，连自己也记不起在哪儿了。这使我们今天无法全面系统地了解曾克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只能从她的一些其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依稀分辨出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她的亲历、亲为，所思、所感。

   “1949年，我跟着刘、邓战淮海、过长江。8月中旬，我又和他们一起从浙江前线来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亲眼看见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还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挖了土。”“刘伯承司令员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野战军代表团的团长。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天天和刘司令员在一起开会、接见记者，我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用新的“武器”去战斗

    曾克是以记者身份当选代表的，她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参观的；她要把这永载史册的时刻记录下来，不负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负二野几十万官兵的重托。她夜以继日地记着、写着。然而，那时的军队和解放区毕竟是一穷二白，随军记者的全部“装备”最多也就是一个本子一支钢笔。曾克回忆说：“政协会议期间，看到不少大后方来的新闻记者，人人都带着照相机，有的甚至拿着小型摄影机采访。我像孩子看到小朋友吃糖那样贪馋地向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张南生同志提出：希望能得到一个照相机。”于是，张南生向邓小平政委反映了这个情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平政委立即批准同意，令人从北平寄卖行给曾克买了一部德国蔡司120相机。“这是给你装备的新的武器，你要认真学会使用它！”邓政委的关怀和嘱咐，给了曾克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曾克用邓政委装备的新“武器”，边干边学，拍摄了许多大会纪实照片。

    著名的“开国大典”，版本其实很多，徐肖冰、候波夫妇的作品也许是经典，还有其他人在不同的角度也拍了。曾克那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手头这张毛泽东手持演讲稿，林伯渠、张澜、周恩来、李济深等人环立两侧的照片，是她拍摄的“开国大典”。尽管站立的位置不是很好，有点低了，焦距也有些许不清，但这毕竟是一个女兵平生第一次使用照相机这种新式武器的战果。在天安门上，曾克还抓拍了许多镜头，其中较珍贵的有：蔡畅、康克清、李贞[ 李贞，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组织部顾问。少将军衔。]和杨之华[ 杨之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妻。]四位大姐的合影；刘伯承、陈毅、粟裕、滕代远等将领观看阅兵式；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观礼游行盛况等。此外，作为女代表，曾克出席了全体女代表合影。从她留下的照片上看，这是正式合影前抓拍的，现场略显凌乱，人还没有坐好，合影者除贺龙外，无一男性，曾克由于拍摄，没有在镜头中出现。不过，近日发现的一张正式照，显然是专业水平，比曾克照的清楚许多，曾克在前排最右边席地而坐，大概是最后一个入列的吧。

    无微不至的关怀

由于职业性质的关系，曾克与许多著名领导人有过接触，其中印象最深，感情最真的，当属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是因为，在1940年国民党特务横行的重庆，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保护并安排她奔赴延安，从此向着光明之路飞奔。9年之后，曾克在第一次政协会上，首先见到了同为妇女代表的邓颖超。在大会休息时或妇女、文艺界分组讨论会上，她们亲切畅谈。邓大姐还把曾克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从工作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怀、问讯。她用手抚摸着曾克军帽上的红星和胸前白底黑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深情地说：“佩戴五星帽徽的的姑娘，你更漂亮了。我那八角帽上的红五星，不是党的其他工作需要，我可舍不得摘下它。红五星是革命烈士鲜血铸成的，它将千秋万代镶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新中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的枪杆子，用生命夺取的。作为一个女军人是值得骄傲的！希望你佩戴着它，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在开国大典的人群中，曾克忽然听到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定睛一看，竟是周恩来副主席！“你怎么还是这样瘦啊！解放军不会吃不饱饭吧？”周恩来走过来握住曾克的手，关切地问：“大概是在大别山跟小保队（地主反动武装）斗争累了吧？在首都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可是不能停步哟！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曾克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感叹周恩来的惊人记忆力和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心、了解，这也是她革命到底的巨大动力。

从此，曾克的生命，就同她深爱的祖国，同天安门血肉相连了。从天安门出发，她随刘邓大军乘胜西进，足迹踏遍云贵川。从天安门出发，她开始了自己崭新的六十年创作生涯。每年的国庆节，她可以哪儿也不去，但必定要去天安门，去摸一摸她亲手为之奠基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望一望那红墙金瓦的巍峨城楼，站在世界第一大广场上聆听、遐想，久久地、久久地不愿离去。

二、走出美丽童话的“少年作家”

    “每当提及我从事文学创作经历的时候，就首先想到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这除了时代的条件外，我的家庭、学校所给与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摘自曾克在自己小传中的开篇之语。

    “多少人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了生命！多少人为自己的理想在刚毅的韧性的挣扎！多少人为自己的理想吞咽着苦辛要活下去；跌倒了爬起来，抚着创伤再往前走。

    从孩子的有梦的年代，我的理想就在小小的受难的心灵上滋生了。‘伊甸园’和‘天国’，是我那时理想的最高境界。我想着，只有在那些地方，我的小朋友黄包车夫的孩子，才能和我一块儿跟坐着橡皮车的美国牧师的公子小姐玩耍。所有的拉萨路——那些终日被野狗追逐着的乞食者，才有饭吃。祖母和母亲才不再因为柴米油盐流着眼泪祈祷；父亲才能够挺起被生活压驼的脊背；我自己也才不因为讨伙食和文具费，终日踌躇在院子里。

    但，我越生活，眼泪越向我深心浸渗，“天国”却总不到来。……”

    这是曾克对自己幼年心灵世界的真实描绘。从美丽的童话中走出，又进入另一个童话的世界，只因为真实的世界是破碎而扭曲的。

    基督教家庭的激进女学生

    曾克，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峦、海牟、一可。1917年4月14日生于河南省太康县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曾克的祖父原是前清秀才，遵从孔孟之道，从无非分之想。然而就在他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西方宗教文化势力随着坚船利炮一同侵入中华大地，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一时间教堂四起、洋教盛行。年轻的祖父就像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抗拒西方时尚潮流冲击一样，冒背叛孔孟儒教要遭点天灯极刑之大不违，皈依了基督教。祖母原本对丈夫笃信洋教而感到羞辱，但终被丈夫感化，把基督教当成了她困苦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慰籍。祖父为传教奔波劳累，患肺病早逝。这时，曾克的父亲还只有三岁。祖母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辛勤地劳动着，虔诚地祈祷着，顽强地生活着，不知了吃多少苦，终于把儿子抚养成人。曾次亮，曾克父亲的这个名字略带了一些自谦，不求最亮，次亮足以。事实上，他做到了。先是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唯物论，背弃了基督。毕业后，他回到河南开封从事中学教育。大革命时期，他曾不顾自己身染肺结核吐血，用微薄的工资资助危拱之等革命女学生奔赴湖北前线。1927年初，他加入了左派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曾次亮由于不肯到国民党大员铨叙那里登记而被通缉，并通知河南全省不准录用其工作，这便促使他下了彻底革命的决心。解放战争中，他曾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1950年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后在中华书局任编审。他学养高，造诣深，精通天文历法，并兼攻文学，对《红楼梦》研究颇深，在天文史研究等领域更是著名的专家。1958年，曾次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的母亲武翠莲，原是父亲曾次亮青梅竹马的小学同学。她心地善良，勤俭贤惠，嫁到曾家后耳濡目染，也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习读圣经，她识了不少字，后来还自己创办了一所私塾小学，以微薄收入支持丈夫上学并补贴家用。五个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支持他们投入革命营垒，为此，外祖父给她改名为武育英。

    曾克的童年是在她的祖母和母亲讲述圣经故事、民间故事、寓言和赞美诗的吟哦声里度过的。故事里的“伊甸园”和“天国”，曾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挥之不去的梦境。祖母、母亲在吃饭、睡觉、起床前，都一定要她和她们一同做祷告，第一句总得说：“我有罪，请上帝饶恕！”这句话，曾克像念经一样背得烂熟。但是慢慢地她不想这么说了。因为她的祖母、母亲常常对她说，上帝要求每个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不骗人”这四条戒律。她问祖母和母亲：“我没有罪说有罪，这不是骗人吗？”她们无言以对，但总是要求幼小的曾克必须这样做。直到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的父亲回到家里，曾克才逐渐摆脱了那每日唯心费解的痛苦之举，并得到父亲给予的解除封建枷锁的自由——不准女孩子缠足、穿耳、说婆家。

    曾克五岁就到外祖母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之后，入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小学读高小。1929年至1936年，她就读于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由开明、正直人士创办的女校 。学校陆续聘请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他们敢于坚持真理、传播真理，对曾克这些思想活跃而又天真迷茫的少女们最初思想的启蒙发挥了重大作用。几十年中，这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家、科学家、作家、画家和教育家，抗战爆发后，该校一个班43名学生中就有40人奔赴抗日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或当地的爱国组织。曾克的父亲曾次亮就是这所学校就职时间较长的史地教员。

    母校北仓女中为曾克开启了一扇她从未窥探过的大门。她开始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格林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西游记》等作品，不仅最早给她带来文学上的趣味，还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善、恶、美、丑的直观印象。后来，她从父亲和老师罗绳武、楚图南、柯仲平等进步人士那里进一步接触到“五四”以来的新思想，阅读了《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新潮刊物刊登的中外新文学作品。来自苏联的小说、诗歌、散文，特别是老师讲述的希腊神话中英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而牺牲自己的故事，这些精神食粮令她如醉如痴，成为激励她热爱祖国，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追求人生光明，向往共产主义的动力。在老师引导下，曾克积极投入进步学生活动，参与成立学生会、出墙报、办读书讲演会，讨论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并开始发表诗歌与散文。后来，她与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办了墙报《五只手》，决心“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把我们不解的问题提出来，把我们知道的告诉大家！”。

    1935年冬，开封大、中学校学生因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举行罢课、卧轨、请愿运动，曾克作为学生会的骨干，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她连夜奔走串联其他学校，到开封女中做抗日救国及“一二·九”运动的宣传，与同学们编印传单，在省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到陇海和京汉路上卧轨，使火车中断一百多小时。这场斗争整整持续了四天四夜。曾克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他们容留学生在自己家开会，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事后，学校方面提出，当局已注意到曾克的言行，为防止影响学校安定，劝母亲退学。翌年春，在楚图南、罗绳武、冯素陶等老师的帮助下，19岁的曾克第一次走出家乡的土地，只身投奔大上海，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

投笔谋生与以笔抗争

    上海江湾有一所私立的“腾佩福幼园”，是一位信仰基督教、腿有些残疾的老处女办的私人幼儿园，当时楚图南、柯仲平等人的儿女们都寄养在这儿，还收托了一些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托老师们的面子，加上会弹风琴、唱赞美诗，曾克在这儿找到了一个保教员的工作，每月工资25元，扣除伙食、杂用等费用，尚可补贴家用、储蓄各三、五元。然而，用曾克自己的说法：“从开封到上海，从学生到佣工，我就像一只向往自由的小鸟，从大笼子跳进了更小的笼子”。工作时，她不能穿家里带来的“土”衣服；晚上，不能多使用电灯读书看报。在上海的马路上，她和女同学也曾受到过喝醉酒的法国兵无礼的追逐，看到过公园门口“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记。这些生活经历，使曾克进一步体会了生活的艰辛，阶级的对立，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与悲愤，也成为她文学创作的营养与基础。

    通过老师们的帮助，曾克和几位在沪的同学组织读书会，继续学习革命的基础理论，同时参加上海中共地下党文委领导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开始接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7年，曾克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先修班。同年“八·一三”，上海爆发抗日战事，她坚定地投身抗日，参加了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大世界难民收容所”的服务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学借读，同时投入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魏伯组织的河南学生救亡演剧队，并同张克刚、黎辛创办了救亡刊物《争存》半月刊。接着，他们一同投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又转投东北军181师学兵队和第五战区臧克家组织的文化工作团，从事文艺宣传。在这段火热的战斗生活中，曾克和已有两个孩子并与妻子分手的东北流亡作家于黑丁走到了一起。

    1938年，曾克与于黑丁一同到武汉，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心曲》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上，接着，她出版了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这是一部受到文艺界普遍好评的抗战作品，也是曾克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汤阴火线》集中描述了“捉汉奸”、“包饺子”和“美人计”三个故事。作品表现了战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作品写得相当细腻：除夕，妇女队长赵大嫂带领全村妇女紧张地包饺子，送到战壕慰劳前方战士。当敌人进犯时，战士们嘴里的饺子还没有咽下便冲向敌人。一个小战士牺牲了，当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发现他的口袋里还有咬过一口的饺子。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节。一个是妇女，一个是战士，他们，也就是全中国人民，都有一种精神，这是不可征服的伟大精神。

    当时，并不相识的茅盾先生曾在《文艺阵地》上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向公众热情推荐这部作品：“在《中华儿女》中，我们已经看见勇敢的女性怎样在炮火的硝烟下工作；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战区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这本《在汤阴火线》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记录，作者曾克也就是这一群中的一个。 这里充满了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斗者的奋发而愉快的面影。那一种紧张、热烈、愉快的空气，构成了壮丽的场面。 这本书的特色是充满了：对于胜利有确信，对于工作有热情的，一群青年们的，活泼兴奋倔强愉快的笑声。”

在大后方的抗战热流中

    1939年，曾克等人转赴重庆，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参加文艺界、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流亡总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在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礼重义更重》中，曾克生动地描述了那时她生活的窘迫和对老舍先生仗义相助的感激。当时，老舍常邀请曾克等一些文学青年去书场或茶馆听相声等曲艺节目，“每次几乎都是老舍同志请客。虽然一张门票一杯盖碗茶，也不过两、三分钱，但一周两三次，对于当时无固定职业的流浪作家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因为有时我们也才花两、三毛钱分吃一餐‘猫儿头’饭（冒尖的一大碗饭，饭上有少许的辣椒和泡菜）。”后来，曾克经人介绍，找到在重庆私立复旦中学教初一语文并兼女学生管理员的工作。老舍先生得知曾克在山城瑟瑟寒夜里寄宿学校，竟然连一套自己的被褥都没有，就亲自送来一床他自己正在使用的半旧俄国花毛毯。这雪里送炭的温暖，让曾克有了生活的勇气。后来，这床饱含深厚情谊的毛毯，曾克一直带在身边，直到赴延安参加革命。曾用它为上山开荒或烧炭的同志抵御过风寒，为生病战友的新生婴儿保持过体温。日本投降后，她才用老舍的重礼和自己生产的一些小东西，与老乡换了一条小毛驴，驮着五岁的孩子和简单的行李，奔赴了太行前线。

    在复旦中学，曾克努力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向同学灌输进步思想，掩护一些同学的进步活动。然而，一个学期没过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日寇飞机炸塌了学校女生宿舍，曾克虽侥幸逃生，但却再次失业了。她一面终日为生计奔波，一面坚持文学创作。1940年，重庆的《妇女生活》连载了曾克的另一部7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刊登了其中个别篇章。这部纪实作品是曾克几年前跟随部队踏遍河南战区十几个县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文中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还有普通民众，妇女、儿童，所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深入，写作上更为自由、灵活。这部报告文学主要表现军民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把同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视为“闪光的梦”，愿把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的抗日故事，但也记述了行军途中见到的战争制造的各种惨状和凄凉，反映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写了充满生命意识的生与死的挣扎和战斗中一些平常小事。总之，这些悲壮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写，使人读来更多了一些亲切和真实。

    在这几年里，曾克凭着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写作，用她那枝尚显稚嫩的笔，倾尽全力去反映她眼中真实的抗日战场和苦难中的人民大众，先后在武汉、重庆和香港的《妇女生活》、《自由中国》、《抗战文艺》、《大公报》、《文学月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及话剧计三十多万字，其影响颇为当时文坛所关注。著名的“狂飙”诗人高长虹在1940年3月31日《新蜀报》副刊“蜀道”第84期上以《新星》为题评介曾克的作品，称她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个，他说：“我看到这些作品，觉得很惊奇，出乎意料地，这沙漠中的绿洲，却像是天生下来叫她写作的。”高长虹对曾克作品的艺术成就尤为赞赏，称她的那些描写“十分灵活”，“用很少的几笔画出人物的姿态、性格来”，“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已经是一种艺术的写法了。”

三、从延河水到大别山

    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曾克告别仪式的八宝山殡仪馆东大厅内，摆放着中宣部、中国作协、刘云山、杨白冰、贺敬之、袁宝华等单位和领导人敬献的花圈，而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大厅门口悬挂的一幅黑色挽幛。

    上联：中原女儿，太行大别，携笔赴戎书壮举

    下联：文坛巾帼，延安北平，亲莅两会传美名

    横批：深刻怀念曾克同志。

    凡来告别的领导、战友和亲朋，都说这个挽幛写得好，“把她的一生概括得恰到好处”。因为他们了解，曾克走过的路确实很充实，也很精彩！

    三千里辗转赴延安

    七十年前的冬天，曾克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已失业半载，饥寒交迫、前路茫茫，面临着生死抉择。正在这时，她听说了中共驻重庆的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非常关心进步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亲手帮助许多愿意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去的人脱离黑暗，奔向了光明。通过抗日救亡组织负责同志的介绍，周恩来了解了曾克的情况，立即表示尽快安排她离开重庆去延安。

    一天傍晚,曾克从牛角沱坐轮渡回到江北一间借住的小屋里,吹熄了小油灯，正准备入睡，忽然听到几下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的敲门声，她立即开门，悄悄进来的正是那位救亡组织的负责人。他没有等她开口，就故意高声大嗓地说：“医院通知你有床位了,现在你要马上去。”曾克明白了他的意思, 一言未发，迅速带上早已收拾好的文稿和牙具，立即跟那人出了门。一路上他们相距很远，各走各的，似不相识。曾克这时完全沉浸在当晚就要登程去延安的遐想中，不料却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去处。那位同志告诉她:“你已经被国民党的特务鹰犬盯上了，周副主席从敌人文化特务的黑名单中发现了你的名字，他要我负责帮助你即刻甩掉尾巴。”

    仅仅过了两天,曾克就得到了启程的通知。临行之前,在曾家 岩八路军办事处那座被特务四面包围的小楼底屋，曾克见到了久闻大名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首先以长辈的关怀问到我的身体能不能经住艰险的旅途。周副主席说: ‘我看你太瘦了，肯定是吃不饱饭吧!不要紧,到延安去, 咱们边区的小米一定能把你吃胖的。’我的眼泪随着他这温暖的话夺眶而出! 接着，周副主席不惜花去相当长的时间,对我谆谆教导:一个革命青年,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出的道路，和工农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长期参加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濡子牛。’”这些语重心长的教悔，为曾克后来在延安如饥似渴地聆听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1940年深秋，曾克怀着身孕启程奔赴延安，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在妈妈肚子里跟着走完了这漫长艰险的“朝圣”之路。她们通过“中国记者协会”、“国民党军队第一战区”等公开关系，弄到了记者、征询处工作人员等身份证明，坐上了国民党名为从大西北运送苏联援战轮胎，实为走私发国难财的商车，在宝成公路上艰难跋涉了近两个月。一路上,司机天天敲竹杠要钱, 一不如意就抛锚郊野或以送检查站相威胁，她们随身带的一切可以换到钱的东西全部卖光了。一向食量偏小的曾克,这段时间变得特别馋,可能是肚子里的孩子作怪，她特别想吃鸡蛋，但却只能每天嚼着难以吞咽的干锅魁（大饼），喝着半开不开的生水。12月中旬,终于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圣诞节的前一天，她们乘坐八路军的汽车，抵达了延安。屈指算来，这“朝圣”的路，走了足足三千里。

    曾克回忆说：“到了久盼的母亲怀抱。我开始了安定、愉快、温饱的生活。虽然主要吃的是小米干饭,可是越吃越香甜。喝的是延河水,它是从上游曲曲折折流下,特别清凉甜美。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在健壮地成长。”

1941年6月13日,曾克在中央医院平安地生下了第一个儿 子。因为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因此取名为“延婴”。当护士第一次把孩子抱来让曾克看看这降生圣地的幸运儿时, 延安“文抗”的支部书记郑文和秘书长吴伯萧同志带着三十个新鲜的大鸡蛋和两斤红糖来医院看望她:“这是乔木同志代表中宣部给你送来的，让你好好过月子, 把娃娃养得胖胖的，你自己也要认真休息。”在那样的年月里，这是难得的照顾，是母亲对女儿的深情！曾克终于有了鸡蛋吃，但她却把鸡蛋和糖一并交给了护士长,让她煮给同房的产妇吃，把母亲的深情留在更多人的心里。

圣地、教诲、清泉

    “珍藏在老窖的醇酒,年代愈久,香味愈浓烈,既诱人品尝,又舍不得打开——这就是我对延安的记忆。”曾克对延安的记忆，最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是初夏的延安,一派江南春日的气息。解冻了的延河，已是碧波荡漾、清澈见底；延河两岸以及城郊四周，杨花落尽，绿叶泛着晶亮的眼睛；鹅黄色的新柳条轻摇着腰枝，桃、杏、红果花儿红白交映、争相飘香;金黄的野蔷薇、淡粉的野百合、浅蓝的马兰花满野竞开;清凉山、宝塔山红旗飘扬，巨人似地挺立着。”1942年4月的一天，作为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个普通的青年女作家，曾克荣幸地收到一份由毛泽东、凯丰[ 凯丰，江西萍乡人，1906—1955，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签名的粉红色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377页。]

    被邀请参加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这个意义深远、具有里程碑作用的重要会议，对于曾克来说，不啻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毛主席穿着非常朴素，操着浓重的湖南方言给我们作报告。他站立着，每次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他的话乍听起来很费劲, 但是,他提出了当时文艺工作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他的讲话又像说故事，形象的例证，幽默的语言，语句抑扬顿挫，谈笑风生，还不时打着手势，使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个中的深意。”

    可以说，在参加座谈会，聆听“讲话”之前,曾克对革命、对革命文艺都认识不深，只知道要打日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艺工作是一条战线，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座谈会召开之前的一个周末，曾克到延安文化俱乐部参加舞会，有幸见到了毛主席、朱老总。她上前邀主席跳舞，主席看了看她，说：“先谢谢了，我可不会跳，你要当老师教我才行啊。”于是，曾克和主席跟着音乐节拍，像步兵操练似地“一、二、三、四”地走起来，话匣子也随之打开。听说曾克是刚从重庆来到延安的青年作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工农劳动大众是人类财富的开拓者、创造者。革命的作家靠他们养育，要创作，主要写他们，为他们创作，这就是我们革命者心目中认定的，人民是我们的母亲。革命作家要为‘母亲’服务，主要写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要帮助他们获得文化和知识，参与他们的生产、创造和斗争。”及至参加文艺座谈会，曾克才似乎真正体味到毛泽东那番话的个中深意。

    针对当时解放区文艺界存在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阐述了文艺的目的、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与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并进一步和到会同志研究如何去为工农兵服务并服务得更好。他说，这需要解决作家的世界观、立场、感情问题。毛泽东还以自己做例子，讲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从嫌弃劳动人民转变到热爱他们的过程。曾克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5月23日，会议中间休息时，突然礼堂门口有人叫：“快来照相啊！”。曾克急忙跑去，原来是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要和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大家很快站好，当时延安最好的摄影师吴印咸很熟练地从几个角度按下了快门。现在见得最多的是那张正面的合影照，毛泽东、朱德在第一排，毛泽东的左右是田方、张悟真，朱德的左右是陈波儿和丁玲。曾克一身黑衣梳两条长辫站在第三排。由于当时有的人去上厕所或到屋外散步，没赶上合影，故参加座谈会的人并不都在照片上。

    开始“真正的”创作生涯

    《讲话》像清泉滋润着曾克干渴、贫瘠的心田，她开始思考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觉悟和职责。座谈会后,她立即按《讲话》的要求行动起来,首先去接近工农兵, 向他们学习。在中央党校四、五部,她和来自各解放区部队基层的同志一起生活、学习了半年多，听他们总结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被他们艰苦、紧张、惊险、机智的战斗生活所感动。随后，又积极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的服务工作,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并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劳模们热爱党、热爱边区以及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和劳动的汗水冲洗着她的学生气，荡涤着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有名气作家的优越感和个人主义灰尘。在边区火热生活的感染、鼓舞下，曾克几年中写了10 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在《解放日报》发表，她开始觉得脚底下生了根，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她决心要像“安泰”那样双脚永远不离开大地，更深、更深地去深入群众，更亲、更亲地去亲近人民。

    日本投降后,曾克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区，担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她仍以深入生活为主，仍然从事专业创作，骑着小毛驴，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老区，和群众一起住窑洞、睡热炕,一面共商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支援自卫战争的新任务，一面收集八路军129师在八年抗战中留下的动人故事和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神话般的传说。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的创作格外活跃，短短时间里，写了20多篇作品, 结集为《新生命的检阅》，后来又辑为小说集《新人》、散文集《光荣的人们》出版。其中《新人》共辑短篇小说8篇，有的描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太行山群众与敌人进行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有的表现军民粉碎日寇频繁而疯狂残忍的扫荡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和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的历史记录，这些文字的价值不可低估。著名文学评论家唐?、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介道:“曾克在抗战后有散文通讯集《光荣的人们》,这些作品是她在太行山区和延安时期写的，其中写到的许多人物，都是从八年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考验过来，并且还有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表现了女性作者对斗争生活独到的细致观察和特有的敏锐感受。”

    曾克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这段时间看做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个丰收期，而1942年5月23日，就是她文学创作的生日。她宣布自己的创作生命是从这时真正开始的，“每逢这一天,不论在什么条件下,我都要打开记忆的酒窑,让醇液冲刷一下头脑，以免僵化、生锈，让浓香驱散各种污染的侵袭，把生日的珍贵礼品《讲话》——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文献,永远作为引导我前进的指针和动力。”

青春的足迹留在大别山

    1947年春,曾克加入刘邓大军,以野战记者团记者身份，开始了她一生引以为豪的女兵生涯。同年夏，刘邓大军奉命执行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任务。由于是无后方孤军深入，千里跃进、前途艰险，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外，非战斗部队的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曾克深知这一战略行动的意义和影响，焦急万分，坚决要求随军出征，却没有被批准。她连夜找到刘伯承司令员递交决心书，话语中带着呜咽。

    “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刘司令员一边安慰曾克，一边带她去见张际春副政委。张副政委说：“你的要求，我们正准备研究解决，你倒把司令员给搬来了。”刘司令员忙风趣地解释说：“不是她搬司令员，是司令员怂恿她找你当面解决问题哟！”

    “报告副政委，请不要把我送回邯郸去，不要剥夺我参加战略进攻的权利！”曾克孩子气地急忙说道。当得知组织上是考虑她已是做妈妈的人，身体又瘦弱，去大别山前途艰险，因此决定照顾她留下来时，她坚决地表示：“请用对一个普通战士的要求来要求我！我保证不让部队背包袱！”

    “那就特殊处理一下吧，际春同志！”早已被曾克说动的刘司令员表态了。张副政委立刻与邓小平政委通电话，邓政委明确回答：“完全同意特殊处理，列入战斗人员编制！”曾克终于破涕为笑了。

    于是，女记者夜“闯”野战军司令部，向刘、邓、张首长请战，终获批准的事，一时在部队传为美谈。

    接下来，就是早有准备而又始料不及的艰苦卓绝。天上飞机轰炸，地上追兵尾随，江、淮、河、汉道道天堑，黄泛区泥泞一望无边……“每天要赶一百多里呀，那不是行军，是跑、是拼命！身上的东西能扔的都扔了，实在跑不动了，上来两个战士架着我继续跑。过黄泛区时，脚上的布鞋被淤泥沾掉，只剩鞋带勒在脚面上，我就这么踩在两坨泥团团上跑了一天！”回忆这段经历，曾克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这样，刘邓大军终于进入阔别十多年的“鄂豫皖苏区”，大别山的苍松翠柏、莽莽林涛张开双臂把它的儿女拥入怀中。为了进一步培养锻炼曾克的独立工作能力，组织上安排她到皖西区做重建根据地的工作，担任岳西县二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大别山是我党曾经三度撤离过的根据地，群众遭受过国民党还乡团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这次，蒋介石为解心腹之患，从各解放区调回几倍于我的兵力对付我军，加之初期建政和土改时,我们的政策也犯有右和左的错误，致使工作十分艰险。考虑到一位女同志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兼任皖西军区副政委的阎红彦[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上将军衔。]和区党委书记彭涛[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化工部部长。]把一位有经验的保卫干事分配到曾克的工作队，不久，阎副政委还亲自给她送来了一支勃朗宁小手枪。曾克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领导”的身份，独立开展工作，度过了半年颇带传奇色彩的难忘生活。她穿着便衣，腰挂小手枪，白天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晚上组织工作队员深入老乡家中做宣传，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一时间，工作队和“曾队长”的名声四起，群众拍手叫好，敌人则恨之入骨。一次，地主武装“小保队”获知曾克要到某村开会，预先设伏于会场——一间小屋内，专等曾队长上钩。所幸的是，曾克临时有其他事情，派通信员代她去赴会，那位小同志一进门就被砍了一刀，幸而转身逃脱。这一刀，是替曾克挨的。

    那些日子，在大别山人民中间，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到处活跃着曾克的身影。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野战军领导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高超的指挥艺术、卓绝的胆略、精诚的团结，这一切都深深教育着曾克。她把见到的、经历的、感受到的尽一切可能都记下来，在马背上、在战斗空隙里，写了二、三十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由于部队频繁转战，稿件寄发困难，除少数短稿作为新闻稿通过电台发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陆续出版。其中包括短篇小说《战地婚筵》、中篇报告文学集《走向前线》和堪称代表作的著名报告文学集《挺进大别山》。茅盾先生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我觉得这里所写的人物虽然还不过是一种素描,有时还只是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可以看得出来：作者‘随时记录’,未尝刻画求工，用一句老调，便是‘信手拈来’，神韵尽然。为什么能够如此呢？因为作者是生活在部队中，在战斗中，她的脉博是和部队和战斗相一致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欢《送别》、《沙原上》、《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等篇。他评论说：“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作为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的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

    大别山，令曾克一生魂牵梦绕，她曾不止一次说过，那是我“留下青春最难忘足迹的地方”，是我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

四、六十载沧桑痴心不改

    曾克的老伴柯岗2002年去世后，在他《留给孩子们的话》里，有这样一段话：

    “一定要十分爱护、尊敬妈妈。她不仅是生你养你的母亲，还是一位值得敬爱的中国共产党员、热心的政治活动家。”

    “她对人对事都比较热情而冷静、乐于助人、善于团结人，比较克己、留有余地。”

     曾克去世后，当人们静下心来去研读那些她写的和写她的东西，对这位令人尊敬的文坛巾帼的形象，仿佛又有了新鲜的轮廓。

    老伴所言不虚！

    开始新的生活

    曾克当年随部队撤离大别山后，重返中原战场，战淮海、渡长江，席卷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外闻名遐迩的战士女记者、女作家。1950年，重庆刚刚解放，穿了不到三年军装的曾克，就奉刘邓首长之命，转业、“归队”，到地方文艺战线工作。

    那张转业证上写着，姓名：曾克，性别：女，民族：汉，年龄：33岁，政治面目：中共党员，职务：正团。她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起点，开始了自己整整60年“新生命的检阅”。

    在解放战争加入刘邓大军后，曾克有机会与同乡、同学的张克刚（笔名柯岗）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曾克在野战军政治部，有时随纵队行动，柯岗在六纵队（后第12军）任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支社社长，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在战斗间隙经常见面，总是互相鼓励，彼此关怀，时时提醒记者的责任，询问笔耕的收获。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把他们从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来，送他们踏上爱情之路。

    柯岗在《夏日的清晨》一诗里这样写道：

   “在这花朵样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发到火线上去。

    朝阳把东方的浮云镶上金边，

    有小雀飞过那开满红花的石榴树，

    把晶亮的露珠惊落进怒放着的花心。

    淡色而修长的路，

    从我家门前劈开了熟透的麦田，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在轰响。

    我的马备好了鞍子拴在路旁，

    它性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写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

    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上去，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艳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从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曾克的。它和那些卿卿我我的爱情诗不同，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曾克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的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她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曾克自云南昆明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色，春霄酷寒情梦绕。

    雪崩路断行不得，冰封三月音信杳。

    边疆鹊懒误家书，寄语万里阳关道。

    遥祝花都春长在，五月高原花开少。

    形影憔悴思情浓，扬骨天涯爱难消。

    卫国爱家生命任，云端峭峰人可到。

    夜闻孩啼唤爹娘，惊魂白发似秋草。

    且将白发伴红花，红花白发慰寂聊。

    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上树梢。

    但愿冷月识真情，寄我情思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虽然多了些亲情，但更多的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

凯歌嘹亮时代的充实与快乐

    曾克自幼酷爱文学，笔耕不辍，无论在什么岗位，写作都是她的第一追求。然而，自从转业地方以后，她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做文艺行政工作。先是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参与组建了重庆市、西南大区文联、作协。遵照邓颖超大姐在第一届文代会上关于“要尽可能多接触在大后方坚持工作特别是海外归来的人，增进了解，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加快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速度”的教诲，曾克同从部队下来的文艺工作者们奔走于成都、重庆、贵州等地，挨门挨户地请出沙汀、艾芜、邓君吾、李?人、林如稷、陈翔鹤、方敬、蹇先文、林辰、袁珂、丰中铁、李广田、 刘树德、李乔、廖新学等一大批创造社、左联和抗战时期文抗的老作家、艺术家，壮大了大西南的革命文艺队伍。此后的十多年里，曾克先后担任重庆市、云南省和四川省文联、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被推举为重庆市党代表, 并担任重庆市、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这期间，曾克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发展地方文艺事业上。她利用自己接触各级领导广泛且善于同不同类型的各界人士交往的特点，加强上下左右的联络交流，积极争取领导支持和群众参与，注意发现、培养新生力量，在大专院校文学系讲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介绍解放区文学创作，为四川乃至西南文艺界的繁荣兴旺做出了贡献。

    曾克一生曾多次担负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国文学代表团的任务，堪称中外文艺界交流的使者。1956年，她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实现了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文学界的学习交流，此行著有散文集《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90年，她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为加强传统的中巴友谊作了有益的工作，留有散文《张开友谊的翅膀》等；1996年，79岁高龄的她又一次奉命出访泰国，带去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界的新风貌。几十年中，曾克参与和负责接待了苏联、秘鲁、希腊等多国作家访华活动，结识了卡达耶夫、聂鲁达[ 卡达耶夫，苏联作家。聂鲁达，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一批著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曾克抽出时间与柯岗一道坚持写作。他们走遍云南边疆，体验部队生活；先后创作出版了小说集《一同成长》、《新人》、《前赴后继》、《第十四个儿子》，报告文学集《第一窑砖瓦的诞生》等，深受读者喜爱。上世纪60年代初，柯岗正要动笔创作第二部反映刘邓大军解放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三战陇海》，适逢国家遭遇严重天灾人祸，这对早已脱掉军装的夫妇在“天府之国”也未免缺粮少肉的清苦。老首长、老战友宋任穷、陈锡联、曾绍山、李震[宋任穷，原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时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上将军衔。 陈锡联，原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曾绍山，原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李震，原第二野战军12军政委。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军衔。]等人邀请他们到沈阳军区，住在大连的“八七”疗养院，潜心创作，过了3年较为舒适的日子。这期间，他们重返鲁西南、大别山战地采风，补充写作资料，并到海岛部队体验生活，共同创作了反映海防前线军民关系的歌剧《第九户人家》。

    就在共和国凯歌嘹亮、日新月异，曾克的身体和精力也达到最佳状态，进入创作高峰期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了。

苦难历炼坚强

    “文化大革命”加于曾克的罪名是两条：一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文艺黑线”人物。前者倒无所谓，那年月，但凡当个官，有点权，都会给这么一顶帽子戴的，可后者，却完全是莫须有了。当时所谓“文艺黑线”，指的应该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以为然的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大抵是那些建国前活动于大后方、国统区的名人、“大腕”，而像曾克这样深受毛泽东“讲话”熏陶，成长于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写了半辈子工农兵的人，应当不在其内。然而，这就是“文革”！ 整整4年中，抄家、批斗、毒打、劳改、关押……，是曾克不愿却只能承受的全部。从雅安附近的名山，到阿坝州的茂汶，再到西昌的米易，她被辗转流放于这些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真是莫大的讽刺！好在有柯岗陪伴在一起，所谓“夫妻黑店”，却得以让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完了那段黑暗。

    “文革”对于曾克来说，损失最大的不是身心的严重摧残和满口牙齿的脱落，而是20多年来花费大量心血积累的创作素材，其中包括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千里跃进》手稿被劫掠一空，宝贵的创作时间白白流逝。就在被“打倒在地，踏上千万只脚”的日子里，林彪、江青一伙在四川的死党派人来谈条件：只要参加歌颂他们的写作组，就可以马上“解放”，恢复工作。但曾克拒绝了。她告诉来人，我听周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为着纪念革命先烈、革命群众的丰功伟绩，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编写是必要的，但是，最好不要用文艺形式写活着的领导同志。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接下来，就是新一轮的批斗、关押。

    1972年，曾克终于被“解放”了。应重庆市话剧团邀请，他们夫妇创作了反映1945年“重庆谈判”的话剧《针锋相对》。那段历史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毛泽东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并告诫大家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一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毛泽东说的“打”，指的就是当时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上党战役”。《针锋相对》如实反映了这种“谈”与“打”的关系，剧本排演后，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没想到却招致了杀身之祸！“四人帮”一伙千方百计罗织罪名，硬说“写重庆谈判不应写上党战役”，“写上党战役就是为邓小平翻案”，甚至把男主角、我军一位团长说成是×××[ 当时被江青一伙污蔑为“大党阀、大军阀”的原第二野战军一位军事指挥员。]的化身。话剧被禁演，曾克、柯岗和其他相关人员甚至肯定过剧本的人都受到打击迫害。

    1973年初夏，曾克到北京探望母亲，听说小平同志已恢复工作，立即托老战友打听到电话和住处，迫不及待地登门看望老政委。小平同志亲切地询问了曾克和老伴“文革”中的情况，听说柯岗被迫害坠楼致腰椎、左腕骨折，已成残疾后，老政委深情地说：“这么说，我们两家都献出一个残疾人，值得骄傲，身残志不残嘛！”当曾克汇报到创作《重庆谈判》，被指责为“突出打得好才谈得好，是歌颂林彪的枪指挥党”时，小平同志高声说道：“打得好才谈得好，是毛主席经过实践考验的战略思想，和‘枪指挥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真理必定要战胜邪恶，我支持你们。”

     1975年秋，经叶剑英、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亲自批示该剧可以演出和拍电影，但张春桥却扣押了批示，直到“四人帮”粉碎，事实真相才得以大白。《针锋相对》在北京、安徽、大连、成都、重庆等地连演不衰，轰动一时。

烈士暮年

     粉碎“四人帮”时，曾克59岁，虽然已近暮年，但她却一点不显老态，活得更不乏精彩。

    1978年,曾克被调到北京参加恢复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筹备组工作,并任中国文联及作协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年过六旬的她,不知疲倦地参与了大量恢复筹建工作。 以后，她担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双月刊编委等职;一面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面继续文学创作。

    1980年，在李达、秦基伟[ 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副总参谋长；秦基伟，原二野15军军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老领导的支持下，曾克夫妇以及其他一些二野老同志联合发起撰写《刘伯承传》，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列入全军8个元帅传记[ 当时确定，《朱德传》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林彪不写传。]的统一编撰规划。曾克撰写了“挺进大别山”的两章。这期间,她还经常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实散文,其中,《盗天火的诗人》于1985 年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选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克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驻会老作家党支部书记十余年。丁玲、张天翼、沙汀、康濯、罗烽、白朗、草明、舒群、严辰、逯斐、李准等著名作家都是这个支部的成员。她工作尽心尽职，热情周到，使党支部活动内容丰富,有声有色。1994年，这个党支部荣获中直机关优秀党支部称号。

    1986年7月，69岁的曾克离休了，但她仍然关注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大事，热衷公益事业，继续不停地写作，病弱的身躯里，似乎充盈着无穷的兴趣与精力。她参与建立延安文艺协会并担任副会长，身体力行践行和传播《讲话》精神；她创办《中国风》杂志,并亲任主编，使刊物成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热情讴歌新时期主旋律的阵地。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她连夜汇编了《血的见证》一书，以延安文艺学会为主联合其他几个群众团体，到首都戒严部队慰问、赠书；香港回归祖国后，她组织老作家老同志赴深圳，向解放军驻港部队赠送书画作品。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新世纪的到来，这些重大纪念日她一个也没放过，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大型图文集《长征鼓角》、《世纪的辉煌》、《世纪的步伐》,继续为弘扬中国革命、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奉献余力。

    年逾八旬以后的曾克，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坚持文学创作，连续出版了《水晶般的心》、《乘着歌声的翅膀》、《战犹酣——刘伯承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比翼奋飞》等作品。她还经常撰文推荐新人新作，热情扶持文学新人成长。

    曾克晚年对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区感情笃深。她和大别山区岳西、太湖县的领导和群众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通过书信、电话和当面谈话，了解老区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为老区的发展出谋划策，在《人民日报》撰文回顾和介绍大别山的革命历史。她曾多次向大别山老区捐献财物、书籍，并把自己一本新出版作品的稿费全部捐给了岳西希望小学。

    曾克自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参加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次代表大会。2006年, 89岁高龄的她作为特邀嘉宾,又参加了第七次作代会。

    2007年4月14日，曾克90大寿。作家协会常务书记金炳华委托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及老干部办公室的同志到家里祝贺，曾克身着寿服，高兴地收下了鲜花、寿桃。在家人为她举行的隆重寿筵上，曾克的小妹曾恬动情地朗诵了自创诗《我的大姐》，其中提到，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你们女同志要向曾克同志学习”，可惜曾恬不久就患癌症，并先于曾克去世了，使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句话的出处。生日蛋糕端上来后，曾克望着蜡烛不知所措，儿女们提醒她“许个愿吧，活一百岁”，她立马大声而坚决地说：“许愿，活一百二十岁！”，把大家都逗乐了。

    自1992年起，曾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起，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但是，这些，都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她突然病倒，是由于不顾酷暑炎热，连日加班工作。尿血、发烧38.9度！毕竟是91岁的人了，家人赶紧送她住进协和医院。那一天，是2008年7月24日。

    肺部感染、膀胱异物……医生在第二天就提出气管切开的方案，说否则无法吸痰，有可能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家人和单位没有选择的余地，毕竟她才刚进医院3天！就这样，曾克戴着气管、食管、尿管，整整坚持了1年零5个月。这其中，前9个月她是清醒的，虽不能讲话，但可以通过手写板与人交流。老友来看她，鼓励说：“比起挺进大别山，这点病算不了什么，是吧？”，她微笑着点头同意。大别山老区同志来看她，她在小板上艰难地写下：“我这一场病害得很厉害，已经基本三个月没做事，现在决心彻底治好，继续对（为）党工作”。贺敬之、丁宁、金炳华等战友、领导先后前去看望她，希望她能挺过来，她都以乐观坚定的态度回应之。后6个月，她连续高烧、肾衰竭，昏迷后再也没有醒来。

    2009年12月11日，曾克那颗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一生“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注意方法，以永远进取的人生态度和深入生活、勤奋创作的精神,为我们展现出老一代革命作家的动人风采”[ 摘自中国作家协会举行曾克遗体告别仪式时的生平介绍。]。她一生著述、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作品，最大的遗愿，是搜集整理自己的作品，出版一部文集。其实，她所写的都已经印在认识她和不认识她的人们心里了，已经融入中国革命文学的长河里了，没有《曾克文集》，大家也永远记得曾克！所以，她应该可以安心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