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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杨吉安:“我缴获过日军军官的指挥刀”》
老兵档案
杨吉安
1920年12月13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杨大营村;
1938年9月参加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中历任新四军通讯员、战士、副班长、班长、警卫员、副排长、排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中历任华东野战军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务;
1942年被评为“战斗英雄”;
1947年在指挥苏北黄庄战斗中被评为荣立大功功臣;
1950年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务科科长;
1952年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械科科长;
1958年任山西省军区军械科科长;
1960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第495仓库副库长;
1965年任解放军第495部队副主任;
1970年任解放军第495部队主任;
1979年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离休。
新四军四支队老兵杨吉安“我缴获过日军军官的指挥刀”
1920年12月13日,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叫杨大营的村子里,一个男孩在一户贫苦人家里出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吉安,希冀他的成长和未来的生活“吉祥平安”。
1938年9月,那个杨家叫吉安的小伙子,在遭受了地主老财一顿毒打和父母的斥责之后,寻找到了家乡附近的一支队伍。他投靠了这支抗日武装,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41年4月,在淮南一个叫金牛山的小山包上,新四军二师四旅战士杨吉安挥起大刀向一个日军上尉头上砍去。他在这场战斗中缴获了日军上尉的指挥刀。
2004年12月15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八路军》在太原开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杨吉安等三位革命老人应邀参加。
2005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大门口,一个叫杨吉安的老人坐在那里,像一个看门的老者,静静注视着太原市平阳路西一巷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
苦工从军
摔伤地主女儿遭毒打,愤而投奔新四军
“我们家是村子里比较穷的人家,孩子多,没有田地,只能靠为人帮工、租种土地过日子。”那位在干休所门口,像守门人的老人把记者带到一处普通的民房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老人叫杨吉安。“我8岁就开始帮别人家放猪放牛了。”
“到了13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地主家,给人家干活,开油坊,放牛,喂马,什么活都要干啊!”杨吉安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为地主家做着苦工,换来的粮食拿回家维持家里一家老小的吃喝。杨吉安在地主家做了5年。“新四军是1937年到我们家乡的,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知道,新四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那里的人都说是‘朱毛’队伍。”新四军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由在江南游击的红军改编而来的,1937年新四军成立之初,即越过长江向江北的洪泽湖地区发展,以抵抗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寇。
促成杨吉安参加新四军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的失误”。
“地主有个女儿出嫁了,我那时是为他们家抬轿子的。”杨吉安说,自己当时年龄小,平时又吃不饱,抬轿子是很吃力的。“地主女儿到了回娘家的日子,我就跟另外一个帮工去接她回来。”洪泽湖一带多水田,沟壑纵横,一不小心就会落进水里。“我们抬着轿子往回走时,过一个水沟,那个沟很宽,我在前面走着,一步没有迈过去,一下子栽倒在水田里。”地主家的女儿从轿子上滚落下来,脸磕出了血,“她就骂我,不停地骂。”杨吉安的脸和腿也受伤了,但还是忍痛把受伤的地主女儿抬回了家。
“那个老地主一看女儿受伤了,拿起一根大木棍就来打我,我自己身上也有伤啊。”他躲着地主的棍棒跑回了自己家,“父母一看我跑回来了,听说是把人家女儿弄伤了之后,骂我无用。没有吃穿,还受打受骂,我受不了,憋了一口气,我从家里跑了出来。”
杨吉安往东方跑出了几十里地,在一个村子里,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
安徽定远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一个排只剩下我一个
江北游击总队是在安徽无为、肥东一带活动的,司令是孙仲德,政委是黄岩,下面有三个大队。“不久,我被编入了四支队,属于正规部队了。”四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下面有三个团,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那里距离杨吉安的老家不远。“从参加四支队之后,跟日军的仗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打了,小仗是不断的,几乎每天都有。”挨打、赌气离家投奔队伍的杨吉安,开始了对日作战的6年历程。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的战斗,让杨吉安至今记忆犹新,那一仗,因为侦察敌情失误,他们的部队吃了大亏。
1939年春天,日军扫荡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东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扫荡,四支队通过游击战,对日伪军进行小规模袭扰。“我们白天不敢行军,日本人有大炮、飞机,被发现了他们就炮轰飞机炸。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摸准一股日军的据点,打一阵子就跑。”杨吉安说。但是,在安徽定远县的那场小规模战斗,就是因为敌情不准,放在了白天打,结果吃了大亏。
“我们那时有几个团呢,力量也不小。我所在的连队是前哨连,在前面行军搜索敌情,再传递到后面的部队。”那天深夜,杨吉安他们行军到定远县城北面一个叫七里店的村子外面。“连长派出几个老兵到前面侦察,看看鬼子是否从城里出来了。”七里店距离县城七里远,侦察兵派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侦察兵往县城的方向走出了二三里远,见到有二三十个鬼子在沿路活动,就回来给连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连长想,不就几十个鬼子嘛,我们有三个排100多人,包围起来吃掉他们!”于是,连长下令,两个排沿着土公路从西面进村,连长自己带着一个排朝那几十个鬼子迎了上去。
对敌情侦察的失误在于,鬼子是在头天晚上出来抢粮的,有100多个鬼子住在七里店村子里,那二三十个鬼子是一大早抢粮的。连长带着杨吉安所在的一个排朝敌人冲上去时,又派通讯员往后方的营部报告了敌情。
“连长带着我们三排一下子就冲上了公路,谁知道枪声一响,突然冒出来很多鬼子,他们的小钢炮打得我们抬不起头。”这时,想撤出战斗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打。“村子外有一个一亩大小的水坑,我们就趴在坑里面,被鬼子打得抬不起头。我们用手榴弹跟鬼子拼了起来,还没有打多久,大概就十几分钟吧,我们连长牺牲了。”杨吉安忘记了连长的名字,只记得他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人。
又过了几分钟,一个排只剩下了两个人。“另一个是郑长路,他是我的老乡,我们一起从村子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突然,郑长路左肩中弹了,倒在我的肩膀上,我喊了他一声,推推他。”郑长路“嗯”了一声,又中了一弹,牺牲在了杨吉安的肩膀上,这时,全排只剩下了他一人,而鬼子已经冲了上来。“大水坑的边上有一个不到一米深的水沟,我赶紧爬起来,滚进了水沟,顺着沟爬,鬼子的子弹啪啪打了过来,幸好有一个背包,子弹都打在了背包上。”他幸运地躲了过去。那时,麦子刚刚出穗。
就在杨吉安趴在水沟里,依托麦子隐藏的时候,另外两个排从村子的西头打了过来,“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重武器,也用重机枪、六○炮轰打鬼子,他们被打得又躲到了村子里。”这一次遭遇战,一个排只剩下了杨吉安一人,“那几十个鬼子也被我们打得只剩下了七八个。”
金牛山上
大刀砍倒日军军官,缴获鬼子战刀
“新四军真正强,抗战救国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杀死他几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也装满了几十筐,扬州的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全国的军队要都是这样,准叫敌人滚进鸭绿江。”这是著名的金牛山战斗之后,安徽、江苏北部的军民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编写的一首歌曲,通过这场战斗,新四军在洪泽湖地区打出了威名,取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这一仗,杨吉安的印象很深,因为在山头上,他用大刀砍倒了一个日军军官,一把指挥刀成了他的战利品。“我对这把刀产生了私心,没有上缴。”老人说,64年来,这把战刀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有时,我会拿出来展示给人看。”那是老人的“骄傲”,在干休所里,参加过革命的老人们都知道老杨这里有一把日军指挥刀,曾经有人找上门愿高价购买,但老人说,“给
浴火重生新四军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系。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围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
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4年,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向浙江、河南发展迎接战略反攻的部署,第1师主力渡江南下,与苏南部队和浙东游击纵队会师,成立苏浙军区。第4师主力西征豫东,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5师派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开辟了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第5师还与南下的八路军第359旅会师,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和伪军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新四军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到9月2日,共解放县城40座,重要集镇400余个,歼日伪军2。8万余人,占领了武汉外围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计31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