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影视界，王朝柱的头顶上光环不少：“金牌编剧”“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首席编剧”，金鹰奖、飞天奖最佳编剧奖“三连冠”得主……

    这些荣誉实至名归。自1990年写出《巨人的握手》，开创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先河之后，王朝柱以一己之力，用30多年时间，完成了《长征》《延安颂》《解放》《解放大西南》《辛亥革命》《寻路》等19部电视剧和《龙云与蒋介石》《走过雪山草地》等6 部电影，为从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的中国革命留下了一部严肃的艺术的影像正史。

    作为“王朝柱现象”的始作俑者，王朝柱有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心得和思考，令人起敬，发人深省。

    记者：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周扬先生对历史文学创作有过三条定律：“第一，历史距离今天越近，允许虚构的可能性就越少；第二，所写的历史人物知名度越高，允许虚构的可能性就越少；第三，所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争议，甚至盖了棺没有定论的，允许虚构的东西就更少。”言下之意，这样的东西不好写。而看您写的东西，距离现在都很近，人物知名度都很高，也有争议，但是都写成了，您靠的是什么？

    王朝柱：我以为有3点。

    一是情感。这是基础，没有情感，任何创作都无从开始。我是贫农出身，从河北吴桥的穷苦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对党、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

    二是要有正确的唯物史观。作为以革命历史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作家，必须要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的博大胸怀。因为，历史进程波澜壮阔，原始素材浩若烟海，选什么，不选什么，怎么结构才能真正表现革命历史的主调，只有拥有正确的唯物史观，才能对这一切做出正确的评判和选择。否则，其创作是难有史诗品格的。

    三是要善于将史学思维转化成艺术思维，以化解真实与虚构的矛盾。我主张以正史态度写人和事，以鲜明的政治立场讲述历史，但绝不因对历史再现而忽略作品的艺术性，而是辅以丰富的故事情节、个性的人物塑造，使作品既具历史真实性又兼备很强的艺术观赏性，给人以喜闻乐见且能收到以史为鉴之功效。

    记者：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加以审视，既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文艺，研究历史，我想这其中必有规律可循。

    王朝柱：是的。首先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绝对不能生编硬造，其历史事件、时代氛围和重要人物都不能漫无边际地胡乱虚构。其次，要在拥有厚实的史料基础上，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沙里淘金、史海钩沉般的研究和发掘。只有占有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史实，才能为观众提供更为厚实的历史真实，获得共鸣。再次，要在创作过程中吸收国内外的同类题材作品的营养，采用艺术的手段来再现历史，坚持史诗品格的追求。最后，要以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历史。这些年来，历史界、党史界新论迭出，对其中的有益成分应当注意吸收，以保证我们对历史的再现更加接近真实。

    记者：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很容易流于概念化。您的作品中的领袖人物，可以说栩栩如生，很多老同志甚至说您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大人物。请问您是如何让人物“立”起来的呢？

    王朝柱：文艺作品要引领精神，烛照人心，最终还是要靠人来践行。因此，我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根，以人为魂，以人带史。

    以我的创作而言，走过了3个阶段：一是着重写一个个战例，用人来图解战争；二是把战争作为载体，通过军事角逐展示人物的聪明才智；三是回归艺术的本体——人，既写聪明才智，也不忽略情感表达。

    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来说，想要让观众对他们熟悉的人、事产生“熟悉的陌生感”，难矣，但这正是能不能写好的关键。我曾在《长征》中写过一段关于毛泽东捉虱子的情节。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外国友人前，曾叫大家回过头去，他要脱下裤子捉虱子。他还在一次会前公然提出捉虱子比赛。这是真事。有人说这样写会不会给领袖抹黑？然而，人们从中看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如今有一股风，打着“人性至上”的幌子公然戏说历史、歪曲历史、背离历史。吹捧张爱玲与大汉奸胡兰成的恋爱体现了真正的人性，而对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样最伟大的人性却嗤之以鼻。这岂非咄咄怪事？人性不是美化敌人的遮羞布，更不是触犯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借口，而是追求圣洁、超越种族和国家的更高境界。《走过雪山草地》之所以能够突破意识形态，在第八届中美国际电影节上拿到“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剪辑奖”，就是因为它选取了坚忍不拔、互帮互扶、把生的希望交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等等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超越了种族和国家的最高人性！

    记者：时下的文艺界有“意思”和“意义”之争。有作家公开宣称，其作品首先要有“意思”，即市场和票房，才考虑有没有“意义”，即思想。对此，您怎么看？

    王朝柱：如今的电视荧屏上，一些调侃搞笑甚至颠覆经典的作品大行其道，还有一些对党的领袖、将帅和革命历史进行解构甚至颠覆的无聊故事，也被一些人当成创新和时髦追捧，更有一些作品公然对英雄主义精神进行肆意扭曲。这些现象，的确对国家形象具有严重的危害。

    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用我的创作对1911年到1949年38年间的中国革命史进行“无缝链接”。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要以此对那些诋毁、质疑甚至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历史的前进，是由革命来推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是具有神圣意义的。

    面对所谓的追求时尚，我选择坚守。在创作中，我旗帜鲜明地高扬国家意识和主旋律精神，赞颂我们的党和军队，赞颂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我觉得，追求“意义”远比追逐“意思”来得高档。

    记者：从《长征》《延安颂》到《解放》《寻路》，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弘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能否说，这正是您创作的最大价值体现？

    王朝柱：不久前，我的作品《寻路》播出后引发热议，不少观众和专家学者都表示通过作品，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艰难求索的奋斗历程、革命先烈不畏牺牲的壮志精神。能让观众看电视等于读了一段党史，上了一堂党课，我真是感到很满足很欣慰，这正是我创作的最大价值体现。

    为此，我将继续用自己尊重历史的创作，塑造为理想和信仰不懈奋斗的中国之国家形象。作为一个老军人、老作家，我深深感到身负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