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条人民路，60年间承载了苏州历史发展的脉络。它既是苏州发展变化中现实的一条路，又是苏州众多市民记忆中一条历史的路。这条路从北到南，从平门桥到乐桥，从乐桥再到苏纶厂，每一个节点都可以讲出不少的故事。从今天开始，名城网记者将与您一起寻访人民路沿线60年的岁月变迁。

 

 金元章至今仍保存着那本1948年拿到的技术手册。

　　人民路的最南端，跨过人民桥，在盘门外的运河边，曾经矗立着一座百年老厂——苏纶纺织厂。苏州人熟悉苏纶厂就像熟悉虎丘和北寺塔一样，这里的面纱牵联着苏州城里千家万户的生计，更说不清有多少人曾在苏纶厂工作。1895年，清末状元陆润庠创办了苏纶纺织厂的前身，苏纶纱厂，迈出苏州近代工业的第一步。一百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企业走向衰落。2003年，苏纶厂正式关闭停业，2005年正式破产。

　　金元章进入苏纶厂的时候是1948春天，当时苏纶厂的名称叫苏纶纺织印染厂。他一进厂先到了印染部做技术练习生，跟着老工程师学印染技术。一年后，他转入纺纱部，学设备保全保养。厂里发下的一本《实用棉纺机械计算手册》，被他保存至今。

　　按照当时，以苏纶厂这样的大企业，能一进厂就做技术练习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将直接作为后备干部来培养。这不仅有学历要求，还必须有一定的关系。金元章是高中学历，更凭借舅舅是上海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与严裕棠一家有着不错的交情，才享受如此关照。

　　“解放前厂里工人很苦，不仅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地位更低。”金元章说。那时厂里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12小时，分别在早晚6点交班。长时间的劳动、吃不饱、睡不足，加上车间里的高温环境，对工人的健康影响很大。金元章记得，每到夏天，特别是夜里，经常会有女工在上班时昏倒，工伤事故更是频频发生。

　　解放后，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特别是1952年了实行民主改革和工时改革，工时变成了8小时3班制，不仅废除了“抄身制”和“拿摩温”，还把以前对待工人苛刻的几个“抄身婆”、“拿摩温”揪出批斗，这让工人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抬升。

　　金元章记得，解放后因为棉花供应不足，1951年夏天，苏纶厂被迫停工45天。这45天里，市军管派出的工作组就将工人们集中到厂里的足球场，组织工人们政治学习。“工作组告诉工人们，停工期间工资照发70%，今后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时，所有人都不信有这样的好事，结果还要工作组专门做思想工作。”金元章笑着说，“解放前技术练习生每月可以出厂自由活动一次，我就问工作组，能不能放宽到每星期出去一次，结果解放军笑着对我说，你每天都可以出厂。”

 金元章保存的苏纶厂车间对比照。

　　1952年夏天，当第一届苏南城乡物资交流会在新建成的人民桥北堍举行时，金元章和苏纶厂的工人们终于可以在下班后自由前往逛会了。“以前的工人都是早6点到晚6点班，我们也不能出厂，怎么可能参加这样的集会？”金元章说，“经过这种前后的对比，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工人地位高了，是真正自由的公民了。”

　　更让工人感动的是，公私合营后苏纶厂里新增了一个部门——安全技术科，专门负责生产线上的操作安全。金元章说，以前厂里工伤事故多得要命，自己就目击过几幕血淋淋的场景。当时厂里的技术工人只管设备的保养保全，并不重视对工人的生命安全。安全技术科成立后，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和设备改良，包括把统一传动的机床改成独立传动，有关机器和马达安装防护罩等，如此一来，工人再也不用爬到高处，在飞速旋转的传动轮上手动更换皮带了。

　　为了改善生产环境，原本潮湿闷热的车间里还装上了中央空调。金元章说，这种中央空调是在车间旁的附房里抽取地下水，将雾化后的地下水对空气进行冷却，再通过大通风管将冷却空气打入车间。中央空调建成后，车间里的工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舒适的清凉，一个个激动不已。这些通风管一直保存到苏纶厂整体拆迁的时候。

　　公私合营后，看到厂里确实处处在为工人利益考虑，工人们的积极性也大大调动起来，革新创造、增产节约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据统计1956年产量与公私合营前的1953年相比，面纱产量增长近57%，棉线增长47.3%，棉布增长近10%，总产值增长53.5%，全员劳动生产效率增长34%，达到9797元。

曾经的苏纶厂厂区，被“苏纶场”售楼中心所取代。
 

　　  文革过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企业整顿、整党及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注意到了繁荣背后隐藏着的危机，金元章就是其中之一。1980年2月，金元章等15名工程技术人员赴泰国援建泰美纶纺织厂。这也是新中国纺织行业首次以外贸形式对外援建。两年后，金元章完成任务回到厂里，突然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未在意过的问题。

　　“泰美纶纺织厂规模和苏纶厂差不多，他们全厂共有10多个中层管理人员，但苏纶厂一个车间就有10个中层。”金元章感叹道，“一个车间主任，下设四个副主任，下面还有工段长、值班长，还有总值班长……以前没有对比，我也没觉得不正常，但是从国外回来，我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不仅中层过多，工人中的冗员也出现失控趋势。当时厂里进人非常容易，只要在厂里有熟人，哪怕只是认识工人，一样能很容易进厂上班。大量的冗员造成人浮于事，甚至冬天里工人（包括党员）上班不干活，跑到窗口晒太阳。

　　有一次，他和几位工人在车间里打扫卫生。结束后，他刚要继续工作，一位工人端着脸盆来打招呼说要去洗澡了。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去洗澡呢？金元章顿时表现出不满。不想，那工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金主任，你不如老主任，他在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到观前了。”

　　1987年，为了攻克三项技术革新工程，57岁的金元章被提拔为厂科研所副所长。这三项工程分别是废棉处理系统和一纺、二纺车间的滤尘系统。金元章上任后，不到一年，将三大工程全部解决，并获得省三等技术科技奖。“为什么他们之前搞不出来，我不到一年就做成了？因为他们只顾开会讨论，根本不到生产一线去，而我是从车间里出来的，就是这么简单。”金元章说，“科研人员不是忙着开会，就是忙着搞论文，完全不顾实际生产情况，生产技术当然更新慢了。”

                   当年的第一宿舍身后，现代商业大楼正在兴建，“苏纶”仍代表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

  　　金元章看来，苏纶厂之所以由盛而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冗员过多，既造成用工成本持续攀升，更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而科研人员又缺乏务实精神，管理人员更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在苏纶厂，而是当时广大国有企业的通病。只是苏纶厂这样庞大的企业本身就带有巨大的惯性，这些问题在初期会被一片繁荣景象所掩盖，而当其负面作用能被大家所意识到的时候，再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今年，初苏纶厂开始拆除的时候，很多老职工都回到厂里，想再看一眼厂房，再看一眼当年熟悉的一草一木。尽管家就住在盘门路上，与厂区咫尺之遥，但金元章夫妻俩一直没有回厂。他们说，宁愿把对苏纶厂的印象保留在记忆中，也不想去看那最后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