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泗列岛海上剿匪斗争结束以后，我奉苏南军区之令领导太湖剿匪指挥部的工作。那时，已是“三反”、“五反”时期了。
　　太湖地区的土匪，十分复杂，源远流长，在旧中国一直是一大患。国民党反动派为剿匪也专门成立了水上警察厅，但结果是官匪勾结，越剿越多。抗日战争期间，太湖有我们新四军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前后领导人为顾复兴、薛永辉，也有“忠救军”和地方恶霸土匪。全国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太湖为依托，勾结湖匪恶霸，残害百姓，抢劫财物，妄图东山再起。大军南下后，就开始了太湖的剿匪工作。在我来之前，沿太湖的各军分区已经消灭了多股顽匪。如1949年5月，苏州、无锡刚解放，二十四团在吴江震泽一带，消灭了惯匪张本为头目的30多人的武装土匪。
　　开始，剿匪工作由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军分区分别进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虽然成果不小，但一些顽匪仍有隙可乘，他们到处流窜。特别是那些小股顽匪，隐藏在群众中。太湖附近的一些老百姓，为了免受匪患，也不敢得罪他们。有时匪民混在一起。因此，虽然面上扫清了一些明目张胆、穷凶极恶的土匪，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和一些隐藏很深的土匪，仍然未能受到彻底的打击。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说：“田里野草拔勿光，太湖土匪捉勿尽。”老百姓还是怕土匪，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有力量彻底肃清太湖土匪。
　　为彻底解决祸害百年的太湖流匪，保护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上级把环太湖的七个市（县），成立统一指挥的苏南军区太湖剿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行政上还单独成立震泽县，所辖范围为太湖湖面、岛屿和沿湖的港口码头要地。苏南军区党委抽调一个侦察连，100多人，作为机动部队，派了黄、李两个参谋，一部电台，三条机帆船。总指挥部开始设在吴县光福镇，后来移到吴县东山镇。遇有重大围剿任务，可以随时请调地方武装配合。
　　当时，太湖匪情有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番号的匪徒，有六七股；还有一伙“水浒帮”。这些土匪成份复杂，流动性大，出没无常，基本上以太湖为基地，也有以陆地为基地的。我根据嵊泗列岛剿匪和反霸的斗争经验，以军事围剿为后盾，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和政策攻势，保护群众利益，孤立顽匪。
　　剿匪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真正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剿匪一开始，由于匪首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不大敢接近我们。我们通过抓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政策攻势，或严惩或宽大。党的政策威力一经发挥，广大群众就觉悟了，首匪和追随者就分化了，民匪也分离了，“老黑鱼”也藏不住了。我们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地方政府把太湖里的渔民组织起来，各种船舶统一登记注册。在苏州胥口、宜兴周铁桥、无锡独山门等通往太湖的重要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对来往船只严加检查。同时要求参加剿匪的战士，都要熟悉渔民、船民、农民、商人的特点和土匪的特征。我还专门给战士上课，讲渔民的脚与一般陆地上劳动人民的脚有什么不同，脸的皮肤有什么不同，要求战士仔细分辨。对于既捕鱼又当土匪的“水浒帮”，只要不是政治性的和犯有严重罪行的，以教育为主，一经查获，登记管理，给予改过自新机会。严加控制太湖里的五帆大船，因为这些船只以湖为家，流动性大，很容易隐藏股匪。对为数众多的小网船，我们动员渔民陆地定居。在沿太湖划出地段，建立行政管理区。这些组织措施，为我们以后有秩序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通过一年多艰苦细致工作，残留小股土匪一一落网。我们消灭了多股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残匪，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有个匪首绰号叫“小豆腐”，他原是太湖游击队薛永辉司令手下的一名警卫员，抗日战争时期叛变革命，沦为湖匪，罪恶累累，手下有三四个人。“小豆腐”本人隐藏在吴县阳山一带，作案却在太湖地区。群众发动起来后，这些匪徒的老底就一一暴露，无藏身之地，最后全部落网。匪首“小豆腐”被地方公安部门擒获镇压。太湖剿匪完成后，震泽县也随之撤销了。  （朱亚民同志曾任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82年正式离休。）